1. 中国造船工业部副部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是央企。

中国船舶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央企子公司。

央企一共96家。前49名央企的董事长、党委（党组）书记、总经理的人选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这与一般副部长级干部的任免权限相同，因此被认为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江南电竞网站官网入口网址 集团在第6位。）

2016年6月12日,公司名称由“南京鹏力系统工程研究所”变更为“南京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2日,公司名称由“南京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南京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协会

对口如下：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级、央企的造船行业

各省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省部级的造船企业和央企各省市的分支及各省市的船舶行业协会

市级市政府船舶办公室（一般叫市工业办或经济信息委员会之类）：市级造船企事业

3. 中国造船协会

　1901年,由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IEC)、机械工程师学会(IME)、造船工程师学会(INA)与钢铁协会(ISI)共同发起成立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ESC或 BESC),并于同年 4月 26日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会议。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标准化机构。 1902年电气工教师学会(IEE)加入该委员会,英国政府开始给予财政支持。 1902年 6月又设立标准化总委员会及一系列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技术规格,如电机用异型钢材、钢轨、造船及铁路用金属材料等标准。

4.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

郑和宝船和宝船

　　郑和宝船是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郑和船队中的主体，也是郑和率领的海上特混舰队的旗舰，它在郑和船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海军中的旗舰、主力舰。

　　郑和宝船是供郑和船队的指挥人员、使团人员及外国使节乘座。同时，用它来装运宝物，有明朝皇帝赏赐给西洋各国的礼品、物品，也有西洋各国进贡明朝皇帝的贡品、珍品，还有郑和船队在海外通过贸易交换得来的物品。为此，称为“宝船”，意为“运宝之船”。

　　另有一种说法，郑和宝船是郑和下西洋船队中海船的总称，郑和船队是由多种不同船型、不同尺度、不同用途的海船组成，它们统称为郑和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郑和宝船是一种大型海船，尺度大。有关郑和宝船尺度，在《明史·郑和传》中记载得很明白：“造大舶，修四十四者六十二”。在明代人编写的《国榷》中称“宝船六十三艘，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在明末罗懋登所著《西洋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郑和船队中各种船型的尺度，其中，宝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 [编辑本段]郑和宝船的尺度和结构 　　郑和宝船的桅帆总体设计上采用纵帆型布局、硬帆式结构，帆篷面上带着撑条相当于筋的加固作用。二千料船的远洋船型上采取“底尖上阔”的结构，船头昂船尾高。

　　船体结构上设了多道横舱壁，把一整个舱按功能分割成多个小舱，多的二十八舱，少的也有二十三舱，这不仅有加强结构和分舱水密抗沉的作用，使船舶有可能向大型化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分割舱段分类载货，满足不同功能的使用要求。

　　二千料海船采用全木结构。明代船舶工艺发展到有锹钉、铁锔、铲钉、蚂蟥钉等，使复杂的木结构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各种船钉拼合、挂锔、加固在一起，不至于“散架”。上二千料郑和宝船基本船型为福船，外形为小方首，宽平艉。建筑形式属于楼船，主甲板中部有一层甲板室形成舯(意：中)楼，设了舷墙，艉(意：尾，记者注)部有三层艉楼，艏(意：首)部有二层通透性的艏楼。自底舱到甲板上，共分为五层。

　　船艏正面有威武的虎头浮雕，两舷侧前部有庄严的飞龙浮雕或彩绘，后部有凤凰彩绘，艉部板上方绘有展翅欲飞的大鹏鸟。 [编辑本段]那么大的船是用什么控制的？ 　　郑和造那么大的船是用什么控制船的？

　　史书记载，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依据这一尺度，郑和宝船将长达135米，排水量近2万吨，甲板面积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当时海上无可争议的巨无霸。如此庞大的船队显示了明代中国惊世骇俗的造船水平。

　　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是中国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潜心研究郑和宝船多年。目前正积极准备郑和宝船的复制工作。他向竞报记者独家披露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郑和宝船的技术秘密。

　　郑少将表示，虽然史书记载的大号宝船据推算排水量近2万吨，但实际伴随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主要船型是“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的“二千料宝船”。这种宝船拥有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艺水平。

　　动力推进系统：硬帆+旋转橹

　　木帆船在海上的行动主要依靠风帆借助风力以及水手划水。在动力推进系统的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郑和宝船都采用了独特的设计。首先，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郑和宝船使用了硬帆结构，帆篷面带有撑条。这种帆虽然较重升起费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使船速提高。并且桅杆不设固定横桁，适应海上风云突变，调戗转脚灵活，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 与船桨不同，郑和宝船在两舷和艉部，设有长橹。这种长橹入水深，多人摇摆，橹在水下半旋转的动作类似今天的螺旋桨，推进效率较高。在无风的时候也可以保持相当航速，而且橹在船外的涉水面积小，适应在狭窄港湾拥挤水域航行。

　　船形结构：底尖上阔、首昂艉高+横舱壁 船形影响船速和船体的平稳。郑和宝船采用的是底尖上阔，首昂艉高的船形。郑明说，这种船形在恶劣海面控制平稳的性能较高，而且当时在船的底舱压载了土石，稳定性可以说在当时首屈一指。为了进一步提高稳定性，郑和宝船还使用了梗水木和两舷披水板。这种面向船舷方向的木板可以进一步减小船体向两侧晃动的幅度。郑明告诉记者，研究发现，郑和宝船还根据不同船型和航区在船的主尺度比例设计上也有所不同，以兼顾快速性和稳定性。大抵运输船更强调平稳，而兵船更强调速度。郑和宝船的船体结构还有一个当时独一无二的设计就是设有多道横舱壁。用木板将船内隔成不同船舱，并且彼此密封。这样不仅加强了船的结构，而且具有分舱水密抗沉作用。这种设计还有利于分类载货。例如茶叶、丝绸、各国进贡宝物都可以分开存放。

　　船用装置：开孔舵与巨锚

　　船在海面航行主要靠船舵控制方向。郑和宝船的船舵采用可以升降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舵叶入水深度。船在深水区航行，遇到大风浪或者乱流的时候，将舵叶下缘降到船底以下，可以使舵不受影响；而在浅水区航行或者锚泊时候则可将舵提升到高位，不致搁浅损伤舵叶。而且郑和宝船的船舵是平衡舵。这是继承宋代的发明，操控比较轻便，而明代又进一步发明了开孔舵，既能够保持舵效，又使得操舵更加轻便。

　　在郑和宝船上，带爪木杆石锭（锚）与带横棒多爪铁锚等，普遍用在海船上，还制作了特大型铁锚，这在世界造船历史上都是领先的。

　　郑明介绍说，早在汉代，中华木帆船建造工艺就使用榫接铁钉综合技术。明代船舶工艺发展有锹钉、铁锔、铲钉、蚂蟥钉等使较复杂的木结构可以通过各种船钉拼合、挂锔上卡加固，从而使中华古木帆船的尺度、吨位、性能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编辑本段]郑和宝船的五大疑问 　　郑和下西洋的漫漫之旅给后辈们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传说中的大号宝船究竟长得什么样？这样的 “海上巨无霸”（长138米，宽56米）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它又是如何航行的？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郑明为记者剖析了有关郑和宝船的五大疑问。

　　疑问一：大号宝船是否存在？

　　据史料记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4 尺，宽18丈，载重量800吨。它的铁舵，需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按照今天的测量方法来看，这艘宝船长将近138米，宽56米。一些学者认为如此巨型的木帆船在中国明代不可能出现。另外，有专家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 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

　　对此，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北京郑和下西洋学会副理事长郑明认为，大号宝船是存在的，但没有出海。郑明认为，大号宝船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船只，它不应该是下西洋船队中的一员。那么大号宝船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他推测，大号宝船不被郑和使用，但作为皇帝御用的可能性很大。

　　疑问二：大号宝船有多大？

　　学术界对大号宝船“长44丈4尺，阔18丈”的尺度仍存质疑。有学者认为，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 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现存的中外船舶绝没有腰身如此之“粗”的，这也使人对宝船的形状产生怀疑。

　　根据史料《南船纪》（明·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沈棨著）、《三宝太监下西洋记》（明·罗懋登著）记载以及泉州等地出土的船体实物来看，中国古代海军舰船的长宽比在2.5～2.8之间，多属于宽短型。

　　宝船究竟有多大？这还有赖于实物考证。南京中保村明代宝船厂遗址是目前国内已知唯一的明代官办造船基地遗址。1957年，有村民曾在南京宝船厂遗址发掘出一根长11.07米的舵杆；1965年，又在遗址地捞出了一段长2.21米的绞关木，据专家考证，两米多长的绞关木，需要五六个人一起操作，能够绞起 500公斤左右重的铁锚。2003年到2004年间，物馆在对中保村明代宝船厂遗址第六作塘考古发掘时，又发现两根长度分别为10.1米和11米的木舵杆。但这些尚不足以精确推算出造船厂船只的准确规模，只能印证史料记载的明代海船的巨大规模。

　　具体尺寸按照英国学者米尔斯推算，宝船排水量3100吨，可载重2500吨。根据中国学者唐志拔计算（数据载于他的著作《中国舰船史》第七章），宝船排水量应该达到5000～10000吨，而根据1985年集美航专、大连海运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合作，按照造船原理和中国式木帆船营造法式将宝船复原后，核算最大好宝船满载排水量约22848吨，取之方型系数0.43，可载重9824吨（见彭德清等编著的《中国航海史》第四章）

5. 中国造船工业部副部长有几位

彭士禄是英烈彭湃之子，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上世纪60年代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他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

彭士禄，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历任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等高位，这次的采访对象有着非比寻常的背景和人生经历。会不会很难接近？会不会很难交流？办理完严格的来访登记手续，记者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大门。“抽烟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在明亮简朴的办公室里，记者发现，和我们促膝而坐的，是一个发白如霜、戴着银色镜框眼镜，脚踩普通圆头黑布鞋，语带潮汕乡音，不时还发出爽朗笑声的“老头子”。记者原先的担忧霎时丢到九霄云外。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名叫彭士禄，核动力专家、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一生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开门见山、言简意赅。1958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这一年，彭士禄刚好从前苏联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在北京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9年，前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毛泽东主席豪迈地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深受鼓舞，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早将核潜艇研制出来。成功之路是那样的崎岖、曲折。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接着，又是3年经济困难。1962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这时的彭士禄已是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该室大多数人员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基本都不姓“核”。于是，彭士禄和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老师，给他们开了反应堆物理等五门专业课。

两年后，这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力尖兵。“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来吃。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5块钱，里头还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条件艰苦卓绝，但全室士气高昂。彭士禄亲自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1970年7月18日，由基地副总工程师彭士禄主持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借鉴作用。同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就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继美、苏、英、法之后，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与“两弹一星”一样，核潜艇的成功研制，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一幕幕早已深深刻写进了历史的丰碑。回首往事，彭老感慨万千：“作为科技人员，我们只知道，国家交给你的尖端工程，不睡觉，也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1973年起，彭士禄出任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期间，他指导和协调解决了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包括后续艇的研制、生产。上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他先后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在任秦山二期董事长期间，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建设电站。干什么工作都要争当模范“干一行爱一行，责任心一定要强，必须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彭士禄说到做到。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前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坚实基础。“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延安岁月铸就争当模范的作风。1940年，彭士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学，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成为模范生。1942年，中央医院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报了名。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1945年8月1日，他一入党即为正式党员，破例免去预备期，并很快当上党支部书记。30年后，已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彭士禄患胃病20多年，但他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医生还发现，胃上还留有一个穿孔而自愈的疤痕。“彭拍板”，同事们背后喜欢这么亲昵地称呼彭士禄。“这个‘雅号’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彭老风趣地解释，“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说来难以置信，由于他经常在外忙碌，甚至被送到会场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英烈之后，总给人感觉非同寻常。“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都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什么茶都喝，什么烟都抽，什么酒都饮。烟酒茶不分家。”说到这，彭老爽朗地哈哈大笑。永远铭记可亲可敬的潮汕老百姓我虽是海丰人，但“童年时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是吃百家饭、姓百家姓、穿百家衣长大的。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可亲可敬的老百姓们！”说起家乡和父老乡亲，彭老不禁哽咽，泪光闪闪。

1928年，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被反动派枪杀。第二年，时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父亲彭湃，也在上海牺牲。残酷的反动派要斩草除根。乡亲们、地下党组织把彭士禄东掩西藏。6岁时，彭士禄被转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在潮安，彭士禄两三个星期就换一个家，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最后，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其母亲潘舜贞抚养。在这里，彭士禄一住一年多，是时间最长的一家，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卖，和姑妈一起被捕为止。岁月峥嵘，骨肉情深。潘姑妈家里很穷，以绣花为生。彭士禄记忆犹新：“只有过年时，才有鹅肉吃。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潘姑妈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才被释放。彭士禄则先后被关押在潮安监狱和汕头石炮台监狱等处。

直到1936年，祖母周凤费劲周折才找到他，并设法把他认领出狱。1940年，周恩来总理派人把彭士禄接到延安。1951年，彭士禄去了前苏联读书。期间，通过潮安县政府，他终于联系到了姑妈。彭士禄让祖母专门把姑妈接到海丰，住了几个月。后来，彭士禄每月都给她寄钱。“潮汕的老百姓非常善良，这点影响我终生。”彭老饱含感情地说，“我一贯要求自己：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做好，否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所以干什么事情，我都力争干得比较出色。这也与潮汕老百姓对我的熏陶是分不开的。”2005年11月，彭老迎来了八十“米寿”，并荣获“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他还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顾问。彭老已好几年没到过汕头了，但家乡的报纸他都有，他始终关注着汕头的每一步发展。“潮汕是一个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地方，也是一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地方。”彭老寄语情深，“近几年来，汕头的发展明显加快了，各个方面都建设得不错。只要继续坚持弘扬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精神，汕头一定会越来越好。”彭老最后欣然题词：“以汕头为家。”

人物背景：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共十二大候补中央委员。1925年11月18日生于广东海丰。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80年代初，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6.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江口南港河段南岸，现有面积146万平方米，岸线长1569米。一期工程总投资32.14亿人民币，于1999年10月开工建设，2001年11月投入使用，2003年10月竣工验收，年造船总量120万载重吨以上。二期工程总投资12亿人民币，于2005年3月开工，计划于2008年3月竣工，届时年造船总量将达到260万载重吨以上的规模。

7. 船舶工业部领导

需要两年的适任服务,报名考试之后是需要45天的培训期。培训期结束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了。如果考试不合格的话,可以在三年内有五次补考的机会。

机工为船舶上的一个职位，英文名为Motor Man或Oiler，属于支持级船员，负责执行船舶轮机部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及监控工作 ，协助当班轮机员的工作。在轮机员的领导下，执行机炉舱和机械设备的检修、保养工作。

8. 中国船舶工业董事长

赵沪湘，1955年11月生，汉族，高级工程师，大连海事大学（原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船舶无线电通讯专业毕业，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74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9. 中国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名单

沪东造船厂的前身为英商爱立克·马勒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海创建的“赉赐洋行”，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船舶代理等。民国17年（1928年）为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马勒机器造船厂。

建厂初，无固定厂房，仅在船上用1台焊机、几个焊工进行流动性修补业务。民国22年开始在上海复兴岛江边三角地建造厂房，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有职工60余人，主要承担船舶航次修理，其间也造过1艘小船。民国26年，购买上海浦东庆宁寺码头东侧沿江土地14.2万平方米，于次年兴建新厂，并将复兴岛旧厂并入，至民国29年已有工人1000余人，次年6月，职工数增至2000余人。

民国26～30年为发展高峰期。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位于浦东和杨树浦的一批机器造船厂均被日本占领，当时英国尚未向德、日宣战，悬挂着英国旗号的商船在黄浦江内通行无阻，英商爱立克·马勒趁隙大力发展航运和修造船业务。民国26年11月上海沦陷，马勒厂因远离战争而着力发展生产，大发战争财。

民国27～30年共修理大小船舶40余艘，建造55千瓦、74千瓦柴油机拖轮3艘，总产值猛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勒厂进入衰退期。民国30年12月，日军对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实行军管，没收其财产。不久，日军利用马勒厂的机器设备生产军火，更名为“三井造船所”，成为日军在华重要兵工厂之一。

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马勒机器造船厂仍归英商马勒所有。当时，英商马勒无意重振旧业，马勒公司总部已迁至香港，上海只留几个代理人，除雇用少数员工看管厂房外，迟迟不愿复工。经过工人斗争后，勉强恢复生产，但业务萧条。

上海解放后，马勒厂厂方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抱消极抵制态度，不断向中国政府和职工提出关厂或停薪、解雇的要挟，一面抽走资金，一面借口战争的破坏损失向中国政府提出贷款要求。由于厂方不积极承接业务，造成生产停滞，经济拮据，一度靠出售厂内器材维护局面，濒于破产。

1952年2月，华东工业部通过海森实业有限公司承租了马勒机器造船厂，再由海森实业有限公司转租给中央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接租后经改组，改名国营沪东造船厂。1952年7月，英国当局非法掠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留港资产和《大公报》全部财产，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受权采取相应行动，命令征用英商在沪船厂，马勒机器造船厂也在征用之列。从此，沪东造船厂完全归属国有，成为上海市第一家直属船舶工业局领导的造船企业。

民国21年在复兴岛江边建厂时有职工30～40人，厂内设有车床间、木工间、翻砂间和仓库等。民国27年在庆宁寺建成新厂，有码头、船排、办公大楼、机械工场、木工间、木模间、电气修理间、发电间、试车间、起重部和仓库等部门。

马勒厂的纵向船排滑道有2座：1号船排的最大负荷能力为1000吨，总长135米，轨距4.27米，椿脚轨枕均为混凝土结构，上铺钢轨4道，并有400匹卷扬机各1台；2号船排的负荷能力为400吨，总长116米，轨距3.05米，木质椿脚枕木，上铺钢轨3道，并有64匹和40匹卷扬机各1台。这2座船排能修理中、小型船舶，利用率较高。

马勒厂的厂房条件较好，起重能力强。冷作工场和机械工场的主跨面积为2859平方米，并各设有30吨电动桥式起重机2台，有8吨、5吨和3吨冲天炉各1座，1.5吨3节炉1座和烘模设备等。砂型面积大，翻砂能力强，能承担大型铸件任务。此外，船排和码头之间设有铁路，便于厂内运输和起重，轨道总长2040米，轨距1.56米，并设有5吨和3吨蒸汽起重机和平板车等。

1952年，船舶工业局承租马勒厂后，经上级批准，合并和购置了附近的华兴铁工厂、华一船厂、建中船厂、德和船厂、恒源福轧花厂等小厂及其所有的房地产，扩大了厂区面积。截至1952年底，职工数由原来接管时293人增至1613人。按照生产发展的需要，前后经过4次大的扩建和重点技术改造。

1953～1957年第一次扩建和技术改造。1953年，先从生活设施考虑，兴建家属宿舍，1954年起，陆续为护卫艇建造兴建工程项目，共建成工程项目67个，其中生产性建设项目22个，厂区面积发展到45万平方米，岸线长达1200米，其中码头长330米，新增各种设备2100多台。其中造船部分完成船体联合车间、船台、横向下水滑道、舾装码头以及管子铜工、电镀、电工、油漆、舾装车间等11个项目，初步建立起一个能建造新型舰船的工厂。1958～1963年进行第二次扩建和技术改造。经扩建和技术改造，已具备制造3000吨级船舶和生产低速大马力柴油机的生产规模。1969～1978年进行第三次扩建和技术改造。根据周恩来关于要立足于建造万吨级货船的指示，六机部决定在沪东厂新建万吨级船台2座。

1969年5月开始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l号船台于同年8月开工，1970年底竣工验收，船台总长250米，宽25米。2号船台也于1970年底竣工验收，船台总长254.5米，宽28米。同时还建成一些主要配套工程，如1号、2号装焊平台接长等，共完成基建投资2900多万元。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建造出口船舶的需要，沪东厂进行第四次扩建和技术改造。1980年对2号船台进行改建，以适应建造3.5万吨级货船的需要；1981年，又将2号船台及其闸门口拓宽为30米。

10.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

温启祥

温启祥，导航技术专家，中国无线电导航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为开拓和发展我国航空导航、航海导航、卫星导航与飞机着陆引导诸系统及其技术作出了贡献。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温启祥

出生日期

1909年6月

去世日期

1993年12月20日

个人履历

温启祥

温启祥，高级工程师。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场管理工程师。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上海第二十三厂、汉口无线电厂总工程师，电子工业部微波统一系统和应答机研究所、火控雷达和导航设备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造船学会第二届理事。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自学成都，为我国无线电导航事业创始人之一。组织研制成功最早的中长波导航台、海上中波中程导航系统、微波飞机着陆雷达、军用塔康导航系统等。195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人物生平

工作前

温启祥

温启祥，1909年6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张泾桥镇一个店员家庭。1925年在常熟读完初中，1926年进入海私立南洋高中学习，因家庭经济困难，转而另谋学徒生涯。1927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转入上海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学习报务。1929年就职于济南、上海等地商用无线电台做报务工作。1932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在南京、宜昌、汉口、温州等航空站从事无线电报通信工作。

温启祥在温州站做报务工作时，对无线电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边自学，一边动手安装收音机，进而钻研发射机。经技术员华斌举荐，温启祥升任无线电技术员，并从温州站调上海龙华机场。继之辗转工作于武汉、重庆、香港、加尔各答等航空站。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期间，温启祥受进步书籍和进步思想影响，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非常拥护。到重庆工作不久，于1938年冬，经华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组织上鉴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笼罩，决定暂时停止他的地下活动，让他以党外人士身份继续为党工作。

1942年，温启祥随中航公司迁到印度加尔各答。当时无线电部门由外国人负责，他们对中国员工经常出言不逊，从而激发了温启祥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和志气，使他更加勤奋地钻研无线电工程技术，并在同事的鼓励与协助下，做出了第一部750瓦的归航机和第一部100瓦的短波发信机，为中国人争了光。因此他也被提升为无线电工场的管理工程师。

1946年2月，中航公司搬回上海。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代表团在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急需组建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温启祥根据当时龙华机场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其无线电工场负责人的有利条件，以及他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为上海中共地下党赶制了一部秘密电台，并安装在该机场的一个归航台里。后来，温在与同事闲谈中得知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已有所察觉，便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地下党，及时予以拆除，使党免受损失。1947年，他又为中共地下党做了一部比较轻便的秘密电台，安装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家中，一直用到上海解放。1948年，中航公司迫于全国紧张局势，再度南迁。温启祥出于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坚决不去，并劝说其他技术人员留下。同时，他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其他留下的人员一起，阻止、拖延大量无线电器材的外运，并趁机将许多器材转移、隐藏起来，以便解放后使用。

解放后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温启祥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部机务处电信器材修理厂、即（上海）空军第23工厂的筹建工作。该厂以国民党部队遗留下来的部分通信器材和一些国民党空军与民航人员为基础而组建的。工厂建成后，温启祥出任技术计划检验股长。当时，为了配合解放舟山群岛的需要，在物资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他主持修配和赶制了500瓦报话机、750瓦长波归航机和100瓦短波发射机，使沪、宁、杭的防空通信系统初具规模。此后，又为前线指挥部提供了通信导航设备，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温启祥由于成绩卓著，于1950年9月评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并于当年10月出席了北京全国工农兵英模大会。1953年，23厂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国营710厂，温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4年，他当选为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温启祥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1957年，他随同当时主持军事电子工业发展工作的刘寅、孙俊人等领导同志赴苏联对其无线电工厂、研究所和大学无线电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参观与考察。1958年元月调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设在四川成都的第十研究所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59年补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同年和1961年又两次赴苏学习与谈判。其间，温启祥深感我国无线电导航技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甚大，决心为我国导航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回成都后，便在第十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导航研究室”，进行航空近程导航系统的研究。1960年，他上书当时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的孙俊人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庄局长，建议成立专门从事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研究与开发的研究所。

1962年8月16日，温启祥根据国防部的任命，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设在陕西西安的第二十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挑起了建设和开创我国导航事业的重担。作为第一步，他针对该所百名技术人员大多是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以及近1000名工人差不多都是复员转业军人的情况，提出了“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研作风”的建所方针，要求研究室从消化、仿制航空近程导航系统（塔康）入手，车间则从仿制生产512 型快艇雷达开始，及早拿出样机并生产出合格产品。这些都收到了成效，从而得到领导部门的高度评价。温启祥于1963年补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65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研究所在温启祥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开展了航空近程导航系统，飞机着陆引导系统，中程与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以及卫星导航、组合导航和超长波大功率山谷通信天线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温启祥还积极推进学术活动的开展。1962年，中国电子学会成立，他就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79年至1983年就任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首批会士。同时，从1962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导航分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第三届名誉主任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用仪器仪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导航》学术季刊顾问，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80年被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同时被聘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海洋专业学科组成员。

1980年3月，温启祥因年事已高改任第二十研究所顾问以后，为祖国多作贡献的初衷丝毫不减当年，仅在技术文献的编撰与研究方面，他先后主持或参与《电子工业名词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电子学名词辞典》和《中国军事工业史料丛书·船舶导航史料专集》等有关无线电导航部分的编撰或编审，以及《2000年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研究工作。1993 年12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成就及荣誉

早年经历

温启祥早在1936年，就对无线电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包括参加美国举办的“万国函授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并自购元器件，试装收音机，从三管再生式到五管超外差，进而再钻研发射机技术。一次，温州航空站的发射机出了故障，还未等远在上海的技术员来到，他就根据自己所学的无线电技术知识，及时排除了故障。

40年代初期，温启祥随中国航空公司有关部门南迁印度加尔各答工作期间，无线电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泼来斯”的外籍人员，他时常责骂和侮辱中国人，还借故开除了多名中国籍员工。中国航空公司有关当局碍于无线电部门全体中国籍员工的公愤，撤换了此人。但接替他的名叫“希克斯”表面上比较平和，歧视中国人的实质却没有丝毫改变。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刻苦钻研技术的热情与动力。他常常早起晚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从维修到组装，从部件到整机，他一边钻研，一边试验，并进行实际制作，在无线电工场工人的积极配合下，终于在1943年制作出了第一部750瓦的长波归航机和100瓦的短波发信机。此后，由他制作的许多归航机和短波发射机，都在飞机进场陆空联络上获得了实用。

在此期间，温启祥还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为帮助印度共产党建立收报台，接收延安新华社发播的消息，还为之制作了一台AR-88高级收音机。

上海解放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在建厂不到3个月的上海第23工厂，物资匮乏，技术力量相当薄弱，温启祥满怀革命激情，积极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赶制了长波归航机，短波发信机，修理了报话机，并在3天之内建立起了上海防空司令部的集中台，使沪、宁、杭的防空系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紧接着又在以后5个月内，生产出了装备9个一等航空站、20个气象台，30个了望哨，6个雷达站和一个前进指挥部的全部归航与通信设备；并为当时的中国空军部队提供了长-1型与长-2型750瓦长波归航机，和数达321部中短波通信/导航发信机。这些成就，是与温启祥勇于奉献和具有精湛的技术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改装归航机和修复其它设备中，他不仅以巧用手头仅有的电子元器件，克服了西方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造成的困难，还以他首创的双主振差频等技术方案，识破了别人认为难以修复的技术难关。

温启祥在这期间作出的上述贡献，还可从无到有地增强我国华东地区的防空能力看出它的历史作用：使败据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于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狂轰烂炸造成的严重破坏得以不再为患；使当时的华东空军机场与福建前线对偷袭的敌机有了防护能力，并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争，及其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人民获得的胜利果实和解放事业的需要，在上海杨树浦地区成立上海电信器材修理厂（即上海第23工厂），人员不到30人。他依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指示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工厂的建设工作，包括率先同大家一起自己动手修厂房，并四处奔走，收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弃的破损机器、仪表与各种器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金工工场、无线电工场和器材仓库建立起来，机器也开动了。在短短的一年里，加工设备增加到52台，电子测量仪器增到12台，器材收集到2000余吨，人员也发展到260人，其中技术人员44人，使工厂初具规模。同时，由修配逐步向设计制造转变，并以归航机和短波收发通信机为主流产品的新产品研制工作也已开始。1953年7月，该厂改名为国营上海无线电厂，代号为国营第710 厂。其后迁往武汉，更名中原无线电厂。此厂已成为我国研制、生产通信导航设备的骨干工厂。

1957年至1961年，温启祥依据他先后三次赴苏考察与谈判所得，深感要缩小我国无线电导航与通信同国际水平的差距，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难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才可能赶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于1959年，在他任副所长的国防部十院第十研究所内专门成立了一个“导航研究室”，开始航空无线电导航的研究工作。

1960年10月1日，温启祥又上书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孙俊人院长和国防科委四局李庄局长，建议立即成立专门从事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研究的研究所。上级主管部门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61年在西安成立了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1962年温到该所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5年，该所已拥有科技人员800 余人，工人900多人，建立了航空导航、航海导航、着陆雷达、自动控制、工艺、情报、仪器等8个研究室与一个试制工厂，陆续开展了对近程航空无线电导航系统、中远程航海无线电导航系统、飞机着陆雷达系统以及卫星导航系统等的研究研制与开发工作。

1965年，第二十研究所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当时该所已具备了发展导航与雷达两个专业的科研生产能力，并且在出成果，出人才上显示出了力量。

第二十研究所自建立以来的32年中，在我国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现代化的巨大贡献，是与担任该所整整18年主管技术的总工程师温启祥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近程导航系统的建立

60年代，中近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在国际上已建立了数十个罗兰A地面发射台，但我国没有。1965年3月，在国防科委于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温启祥积极主张加速建立与发展我国独立的中、远程导航系统。不久得到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将中程系统命名为“长河一号”，由二十所负责技术抓总，温启祥任总设计师，参与协作攻关的有国营第764厂和765厂。从任务下达之日起，所、厂及使用部门通力合作，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制造出了设备，并运抵山东现场安装、调试与系统联试。1966年10月1日，成功地辐射出了中国的罗兰A信号，其第一个台组于1967年12月投入试运行。到1975年7月，北起渤海，南至南海18000公里的沿岸及其以外1000公里海域内，形成了我国的海上区域导航网。

远程导航系统的建成

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类似国外的罗兰C。我国于1965年确定研制、建设，命名为“长河二号”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由温启祥担任。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起步不久的研制开发工作走了不少弯路。后按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自行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才回到按科学和国情办事的研制轨道上来，终于在198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南海台组，大大改变了我国远程导航的落后面貌。现正在东海、北海积极建立第二、第三台组。届时，将把我国高精度导航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高精度授时/导航发射台的建成

早在1965年12月，温启祥就向第十研究院领导建议在我国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上增加授时功能。70年代初期，国家决定建立高精度授时发射台，作为国家时间基准，并批准第二十研究所提出的将我国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兼作授时使用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建立300千瓦试验发射台，已于1976 年完成，满足了当时科学试验的急需。第二步是建立发射功率为2兆瓦的大功率发射台，已于80年代初期完成。此举将我国的时间基准由毫秒级提高到了微秒级，使我国的标准时间精度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该系统是由第二十研究所，第二十二研究所、国营761厂和陕西天文台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建成的。

飞机近程导航系统的建立

又称塔康系统，这是温启祥早在成都十所主持科研工作时就开始筹划的，后转入二十所。1966年成功地研制出了样机，到1974年共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地面与机载设备，并装备了国内1条重要航线及数个地面站，使我国的航空导航业务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观。

卫星导航及其它新系统的建立

为了跟踪世界新的导航技术，自60年代后期，在温启祥的策划下，投入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从事卫星导航的研究开发工作，从子午仪到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用户设备，已有多种型号、多种用途的卫星导航定位仪投入实用。同时还研制开发了卫星/奥米加等水面与水下等组合导航设备。这些都为我国在70和80年代先后完成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水下武器发射试验和卫星发送与回收等起到重要的作用。

精密进场着陆雷达的建立

第二十研究所一经建立，温启祥就设法于1964年从上海调来一部苏制着陆雷达作为样机。在不损坏样机的前提下，他严格要求科技人员进行认真分析消化，进而仿制。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做出了样机，并到机场进行现场试验测试，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于1966年转天津一个无线电工厂进行生产。

此外，温启祥在抓科研工作的同时，对科技情报工作也极为关心。他深知，情报工作是科研开道的耳目；方向不明，盲目蛮干，只会使科研工作归于失败。第二十研究所初建时，他就强调大学生必须学好英语，人人要过这一关，以便查阅资料，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动态，为此曾多次举办英语学习班，并为情报室配备了很强的技术力量。60年代初期，二十所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导航与雷达》杂志，1985年该刊改为《导航》，系我国导航界唯一的学术季刊。温启祥生前一直担任该刊的顾问。

温启祥，对工作一生勤奋，对生活朴实无华，对知识不懈追求。他常说：“当你对要干的工作不懂、不会、不熟悉的时候，不要胆怯，要勇于承担，敢于承担，但一定要努力学习，不断学习。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决不会学不懂、学不会。难的总会变成易的，易的自然会变成熟悉的。当然学习方法也要注意，有系统的学，从易的开始，然后步步深入，尤其是基础知识。知难而退，必然会一事无成。”

这既是温启祥的格言，也是他勇于进取、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人物简历

1909年6月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26年 在上海南洋中学上高中。

1927年 考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28年 转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

1929-1931年 在济南、上海等地商务无线电台任报务员。

1932-1936年 考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任报务员。

1937-1942年 任中国航空公司航空站无线电技术员。

1942-1946年 元月任设在印度的中国航空公司加尔各答无线电工场管理工程师。

1946-1949年5月 任中国航空公司上海航空站龙华机场无线电管理工程师。

1949-1953年6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部机务处上海23 厂技术计划检验股长。

1953-1957年 任第二机械工业部710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58-1962年7月 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0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62-1980年2月 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20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80-1985年 任电子工业部第20研究所顾问。

1985年 离休。

1993年12月20日 逝世。

主要论著

1 温启祥主编.电子工业技术辞典（无线电导航部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6年.

2 温启祥.国内外导航技术发展状况及建议.见：中国科协2000年的中国研究办公室编《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1集），1984年，pp274-284.

3 温启祥.航空导航系统的比较准则.导航，1985（1）：1-4.

4 温启祥.电子导航的现状与未来.电子科学技术，1987（3）：2-3.

5 温启祥.港口导航的发展趋势.电子科学技术，1987（4）：6-7.

6 温启祥主编.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学科导航）.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