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歌颂造船工人

柯切托夫，1912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在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当过造船工人、农艺师，卫国战争期间任战地记者。194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列宁格勒作协书记、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苏联作协理事。1955～1959年任《文学报》主编。1961～1973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57年曾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

柯切托夫于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其早期作品有：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中篇小说《在涅瓦平原上》（1946）和《市郊》（1947）；反映战后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天空下》（1950，1961年改名为《农艺师同志》）。代表作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1952）表现造船工人茹尔宾祖孙3代的生活，歌颂苏联工人阶级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被文学界誉为50年代苏联文学中描写工人阶级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青春常在》（1954）描写苏联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

50年代中期以后，柯切托夫先后发表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58）和《州委书记》（1961），它们反映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变化，作者着重表现苏联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的光荣传统，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对文艺界的现状表示不满。作品发表后引起争论。1964年，他发表回忆录《战时札记》。

60年代后半期柯切托夫发表长篇小说《落角》（1967）和《你到底要什么》（1969）。《落角》描写十月革命后彼得堡红军和工人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同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反对派及自卫军的猖狂反扑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你到底要什么》叙述西方帝国主义间谍披着艺术家的外衣在苏联进行的颠覆活动。评论界指出，这两部小说都着眼现实，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存在概念化的缺点。

2. 造船人的工匠精神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3. 赞美造船人的骄傲诗句

科技兴国的古诗有：

1：神州踏歌行，辨证起莱茵，天地因果和，动静相对论，阴阳分两极，动则四象生。

2：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3：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明古时造船技术十分高超）

4. 赞美造船厂的诗歌

比如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造船厂,军械制造厂,火车等等,政治上表现为反封建的民主启蒙运动(君主立宪制、共和制都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上表现为白话文的出现及现代诗歌的流行,经济上则是市场经济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冲击,文化上是商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很多的。

5. 形容造船工人辛苦

分析 本题要结合名著中内容来分析．阅读名著时要注意主要人物及绰号、有关他的主要故事情节以及常见的典故，能联系具体的示例进行鉴赏品评，合理分析人物间的关系．在做题时，要静下心来，结合掌握的名著内容及与人物有关的故事情节，就一定能得出答案．本题要结合《鲁滨孙漂流记》等名著来解答．

解答 选段中的“我”是鲁滨逊．“我”放弃原定计划后，下一步计划是坐小船绕岛航行一圈．“我”通过挖运河引海水把船放入海里把新造的船放入海里．

答案：鲁滨逊（1分）；坐小船绕岛航行一圈（2分）；通过挖运河引海水把船放入海里（或：挖运河；挖水道；引海水．

点评 本题考查学生综合阅读名著的能力．在阅读名著时，需要注意：一是要扣住故事情节，对人物具体生动的描写进行客观的分析；二是通过对作品语言的把握和体味，理解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感情倾向；还要明确任务及故事情节．学生在平时读名著时可以多对精彩的地方进行批注，有助于提高综合阅读名著的能力．

6. 歌颂造船工人的诗词

南宋的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四名大臣。

主战派，和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相抗，先后被贬海南，其间写了大量的诗词，在他们的诗中反映了对时局的担忧，对当权者的愤慨；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表现了畏谗惧祸，闭口箝言的心态；也表现出诗人们豪放乐观、超脱闲适的情怀。四名臣诗既有时代特色，又突破宋诗藩篱，具有个人风格，在情景交融，议论与抒情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7. 歌颂造船工人的诗歌

不是成语。古籍上有个“刳木为舟”的词语，不是成语。刳木为舟，就是用一根大原木，从中间剖开掏空，制作成独木小舟。伐木（fá mù），意思是采伐林木。同名诗词《伐木》是抒写宴请亲朋故旧的诗歌，表明饮酒摆宴、歌舞欢乐都在于表达人的感情，和睦和关系。诗以鸟鸣求友起兴，说明人更应该重视感情。

8. 歌颂造船工人的诗句

如果自身的力量太单薄，势力太弱小，在人生这一战场上无疑会处于劣势地位。这一类型的人要想成功，就要学会借势。如何借势？或许我们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成功历程中可以获得启示。

胡雪岩的许多经营活动，都十分注重借势，与时相逐，其中很多是围绕取势用势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势用势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胡雪岩的借势过程中，他借的最多的便是官势，这也是他发家的资本。

左宗棠为官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厂，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胡雪岩大部分精力，但是他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业，可以从中赢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

左宗棠是个英才，事业日隆，声名日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愈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胡雪岩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提高安全性。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位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

红顶商人胡雪岩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固然与其自身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一点，却在于他懂得借势之道。

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聪明人都懂得借势的道理，就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智慧、名望甚至社会关系，用以扩充自己的大脑，延伸自己的手脚，增强自身的能力，达到成功的目的。如果你想要成功，就必须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和帮助。孤军奋战，固然可敬，但是如果能有他人相助，就能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又何尝不可呢？

9. 赞美造船人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861 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次战役时说， “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

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 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 -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 -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 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左宗棠(1863- 1866 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 他直到1862- 1864年才 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像曾国藩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

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15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10. 歌颂造船工人的诗

李皋。

李皋（733年－792年4月6日），字子兰，陇西成纪（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唐朝宗室名臣，唐太宗李世民五世孙、曹恭王李明玄孙，曹王李戢之子。

李皋出身陇西李氏曹王房，门荫入仕，补任太子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752年），嗣曹王，历仕都水使者、秘书少监，迁衡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历任江西、荆南、山南东道三镇节度使等。参与平定李希烈之乱，练兵积粮，使淮西叛藩吴少诚畏服。个性勤俭，知人疾苦。多有智数，运心巧思，制造和改进车船、欹器等。

贞元八年（792年），李皋去逝，时年六十。追赠右仆射、太子太师，谥号为“成”。 《舆地纪胜》等录有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