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工光大鄂州造船

东吴把建业定为国都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士族胁迫

江东政权的基础是孙策打下来的，到后来孙权建立政权时，组成东吴政权的核心力量是江东士族。这些士族有很多族人在孙权手下作官，地方上，这些士族隐藏人口，控制地方经济，势力非常大，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孙权的皇帝位就坐不稳。同时这些士族全部出身江浙一带，不愿意在远离江浙的武昌（鄂州）生活，必然会影响孙权的决策，胁迫或者要求孙权搬到建业（南京），建业离江浙一带显然更近。

二、地理位置相比建业优于武昌

从地图上看，孙权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在长江以北一百余里之内，再看看武昌与建业两地的地形，武昌和建业都在长江以南，但是武昌北边是大别山脉，没有什么太大的湖泊和河流，而巢湖、太湖在建业的左右两边，像两个前出的拳头一样护卫着建业，并且巢湖和太湖通过人工开凿河道与长江相连。

如果曹魏全力攻武昌，孙权只能靠长江，且没有缓冲区，如果曹魏攻打建业，孙权可以派出水军进入巢湖和太湖，一连攻打曹魏，一边运输物资，都非常方便，所以说建业与武昌比地理位置的话，还是建业要好一点。

三、建业是东吴的经济重心

1、屯田区

东吴主要屯田区在江浙一带，比如今浙江境内的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除此之外，还有毗陵（今江苏常州）、湖熟（南京江宁区）、溧阳（常州溧阳）、江乘（今南京栖霞区）、于湖（安徽当涂）、赭圻（安徽繁昌）等等屯田区，离建业都比较近。粮食是政权生存的重要战略物资，建业离屯田区近可以就近调粮，比武昌方便，所以会在建业建都。

2、手工业区

东吴的青瓷器产地在今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青铜产地在武昌（湖北鄂州）和会稽（浙江绍兴），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离建业比武昌近，武昌只有鄂州铜绿山是制造兵器的地方，所以通过长江顺江而下运输，相对来说还是建业方便，所以会在建业建都。

3、纺织业

东吴的纺织业主要在吴地，尤其是丝绸产业，全国一半的丝绸产量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这里后来也成为中国最大的丝绸产地，主要集中在苏州、杭州、湖州、绍兴、南京、嘉兴，镇江和常州等，这些基本上属于吴郡，这里是东吴的纺织业中心，离建业比较近，离武昌很远，所以会在建业定都

4、造船业：福州

东吴的造船中心是在今天的福建省福州市，在这里造好船之后，然后沿着东南海岸线经长江再输送到沿岸各地，因为建业在下游，所以一定会经过建业，虽然武昌也有造船业，但是规模还没有发展起来，相对来说，建业更方便一些。

正是因为东吴的经济重心在江浙一带，所以建业的战略位置比起武昌来说，要重要得多，定都建业可以更方便地经营经济中心，同时再加上地理位置建业占优势和东吴政权内部官吏大多数都是江浙人，所以孙权才会定都建业。

2. 鄂州造船厂

鄂州市造船厂创建于1959年,是湖北省地方造船骨干企业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省七家一级造船企业之一。

该厂具有雄厚的...目前,鄂州市造船厂坚持“以船舶为龙头,发展多种经营,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真诚、守信、优质、快速”的经营

3. 鄂州光大造船厂

是不是特殊工种，需要你行业主管部门报请劳动部审批，经过批准之后才认定特殊工种，电焊工，一般情况下，是不认定特殊工种的，只有在相对密封的环境下从事电焊作业的，才认定特殊工种，比如造船厂，锅炉厂等等。

4. 武汉理工光大造船有限公司

一是化工产业。化学工业是镇江的支柱产业之一，镇江的化工企业主要集中在镇江新区化学工业园。规模较大的有镇江奇美化工、镇江南帝化工、镇江联成化学、江苏镇钛化工、江苏正丹化学、索维尔（镇江）、索普化工、丹化科技、优利德（江苏）、道达尔润滑油（中国）、壳牌（镇江）、巴斯夫造纸化学品（江苏）等。

二是装备制造产业。包括电气装备、汽车及零部件、船舶海工装备等。主要企业有大全集团、威腾股份、振光电力、亿能电气、现代重工（中国）电气、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大赛璐安全系统（江苏）、新泉股份、大亚车轮、沃得农业机械、沃得重工、沃得精机、沃得植保机械、江苏柳工机械、二重（镇江）、新韩通船舶重工、镇江船厂、中船动力、大津重工、苏洋船舶、蓝波船舶、现代造船等。

三是造纸和建材产业。造纸和建材是镇江的传统产业。主要企业有金东纸业（江苏）、江苏长丰纸业、江苏鹤林水泥、句容台泥水泥、建华建材（中国）、镇江北固海螺水泥、镇江北新建材、丹阳双峰玻璃等。

四是电力产业。包括火力发电和垃圾发电等。主要企业有华电江苏能源、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江苏镇江发电、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国能江苏谏壁发电、镇江大港热电厂、光大环保能源（镇江）、句容绿色动力再生能源等。

五是新材料产业。包括高性能铝合金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和碳纤维材料等。镇江有全国最大的高温合金产业集群。主要企业有大亚科技、鼎胜新材、爱励铝业、东亚铝业、大力神铝业、图南股份、天工股份、山特维克、恒神股份、天奈科技等。

六是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动力电池、氢能等。主要企业有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华君电力科技（江苏）、力信（江苏）能源科技、句容协鑫光伏科技、孚能科技（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江苏乐能电池、江苏环太集团、大全新材料、通灵股份等。

七是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镇江重点打造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化学药、中成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主要企业有江苏鱼跃医疗、江苏吉贝尔药业、江苏金斯瑞生物科技、江苏中兴药业，江苏海华生物、镇江高鹏药业、凯莱英制药（江苏）等。

八是眼镜产业。镇江的丹阳是全国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眼镜之都”，有配套企业一千多家，从业人员近五万人。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海昌隐形眼镜、万新光学集团、明月镜片股份、江苏鸿晨集团、江苏淘镜公司、视悦光学公司、奥尔帝光学等等。

目前，镇江把项目建设作为产业强市的灵魂

5. 鄂州理工光大船厂

《上阳赋》讲的是南北朝时，南朝的故事。至于琅琊王氏有多厉害？这么说吧，它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第一世家。

《上阳赋》是根据寐语者的一部架空小说《帝王业》改编的。所谓架空小说，是指虚构或半虚构时间、人物、背景的小说。从《上阳赋》剧中的服饰道具，以及王、谢等世家的权力博弈来看，很显然，该剧是半虚构的历史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具体是南朝的哪一朝？纠结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作者之所以选择将历史架空，就是为了挣脱准确地描述历史背景带来的束缚，换取创作的自由。

因此，关于题主的问题，达文将重点放在后面那个：王儇背后的琅琊王氏有多厉害？

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有多厉害？——权力最巅峰的时候，连皇帝都怕

“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公认的第一名门望族。王氏家族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据说，周灵王的太子，因为总是喜欢提意见，惹怒了周灵王，被贬为了庶人，他的子孙，被老百姓称为“王家”。久而久之，这个“王家”的家族后人，就将王作为自己的姓氏。

到了西汉时期，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度。王氏传到了第二十二代，家族中出了一个叫王吉的人，在汉宣帝时被起用为博士谏大夫，官至九卿。后来，王吉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孙子王崇更是官至大司空，都在三公之列。

王吉、王骏、王崇，祖孙三代皆以贤称著于史，因为王氏家族所在地为琅琊郡（今山东地区），所以人称“琅琊王氏”。从王吉开始，到隋朝初期，琅琊王氏几乎世代为官。

有人统计过《二十四史》，从两汉至明清，这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仕。其中，“琅琊王氏”在东晋一朝达到了鼎盛，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马，指的是晋元帝司马睿。意思是，东晋的天下，王家与司马家共享。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司马家才是东晋的皇族，为啥要和王家共享天下呢？

其实，司马氏也不想跟别的家族分享天下，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东晋时期，虽然，司马氏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无论是军队、财政、行政上，都是门阀士族们说了算。而各大门阀士族中，哪家势力最大呢？无疑是“琅琊王氏”，无论是军队还是朝政，实际上说了算的，还是王敦、王导两兄弟。

“琅琊王氏”的厉害，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太兴四年（321年），早就对“王与马，共天下”有所不满的司马睿，为了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开始重用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亲信，并逐渐疏远王导。

王敦对晋元帝的这个举动极为不满，君臣之间逐渐产生嫌隙。

于是，在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在武昌（江州州治，在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东攻建康。

有意思的是，王敦一路杀到建康（今南京，东晋的都城）城下，竟然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王敦到了建康城下，守将竟然主动打开城门，迎王敦进城“清君侧”。

由此，我们不仅看出了“琅琊王氏”的政治背景，更看出了东晋司马氏对门阀政治有多么的无奈，这种无奈简直是另人绝望。刘隗、刁协二人出身寒门，司马睿重用二人，就是侵犯了所有门阀世家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惜得罪皇帝，也要联合起来清除二人。

最后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司马睿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只能弃车保帅。最后，刁协被杀，刘隗北上投奔了后赵。王敦也很识趣，没有为难司马睿和群臣，重新退回到武昌驻守边防。

没过多久，晋元帝司马睿就在郁闷之中病倒，最后，于年底病逝。“琅琊王氏”权势滔天，连晋元帝司马睿都无可奈何地郁闷死了，你说厉不厉害？

琅琊王氏凭什么，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达文归纳下来，“琅琊王氏”的成功，凭借两点重要因素：祖训家风，和时代的机遇。

先来说，“琅琊王氏”的祖训家风。

“琅琊王氏”，发迹于王吉祖孙三代，但是，让其真正成为门阀世家的，是魏晋时期，“琅琊王氏”的第二十八代的一个叫王祥的后人。

说起，王祥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一些有名的事迹，你肯定听说过。

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卧冰求鲤”的典故：话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王祥的继母（注意，是继母）说想吃鱼，于是，王祥就去河边捉鱼。然而，由于当时的气温太低，河面结起了厚厚的冰，很难下水捉鱼。王祥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破冰，于是，他就脱了自己的衣服，躺在冰面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将冰面融化。或许，是王祥的行动感动了上天，忽然，冰面裂开，从裂缝中跳出两条鲤鱼。乡亲们纷纷惊叹，这是王祥的孝顺感动的上天。

很显然，这个故事是经过夸张的加工的，别说鱼会不会自己跳出来，就说王祥想用体温融化冰，我们用自己真实的经验可以想象，恐怕他非但融化不了冰，能不能活着回家都很难说。

但是，抛开这个故事夸张的描写，我们也必须思考一下，王祥为啥会有这样的故事？

首先，王祥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实际上，王祥还有个“孝感后母”的故事更有名，说是一次，王祥的后母朱氏曾经暗自想杀害他，恰好碰上王祥夜里起床小解，只空砍得被子。不久，王祥回来后，知道朱氏想杀自己，便跪在她面前请求处死自己。朱氏见状深受震撼，从此幡然悔悟，像对亲生儿子那样对他。

如果王祥不是个孝子，就不会有“孝感后母”，为继母“卧冰求鲤”的传说。

其实，王祥的孝子故事流传甚广，背后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孝的地位数一数二。在汉代的《孝经》中，“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又将对皇帝的忠和孝联系了起来。

在儒家的意识形态中，皇帝是天下人的父，对皇帝的忠诚就是尽孝。相应的，在家里，一个人对父母孝顺，对皇帝才能忠诚，对社会才能具有责任感。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你还能指望他爱谁呢？所以，汉代的察举制中有一个著名的科目叫作“举孝廉”，就是选拔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

王祥对儒家孝道的恪守，使他在琅琊郡收获了很高的道德声望，以至于有人请他出来做官。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王祥被徐州刺史吕虔看中，聘请他做了别驾，这相当于刺史的秘书，权力很大。王祥很快就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人民的歌颂。

王祥的有口皆碑的政绩，使他收获了更高的声望，从此一帆风顺。到了魏末，他甚至做到了司空的高位。

王祥为“琅邪王氏”奠定了道德声望。因此，不管政权是否更替，皇帝是姓曹还是司马，都得认“琅琊王氏”这块招牌，只要这块招牌不砸，它就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士族力量。

除去为家族奠定了“道德声望”之外，王祥还做出了一项贡献，那就是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作为祖训家风的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它被后人概括为八个字：“与时推迁，平流进取。

”所谓“与时推迁”，就是顺应时代的大势，特别是要抓住改朝换代的机会，光大家族的门户。所谓“平流进取”，就是做人、做事，要谦虚低调，远离风险，避免无妄之灾。

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抽象，看看“琅琊王氏”的人是怎么做的，你就明白了。

先说王祥本人。话说，在王祥八十岁那年，已经加了九锡，距离篡位只差一步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了王位。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皇位，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面对改朝换代，王祥既没有像某些曹魏遗老一样，选择给旧王朝殉葬，也没有像某些大臣那样，对司马家族趋炎附势。王祥不偏不倚，保持了中立。

为啥王祥会这样做？因为，王祥是道德模范，这个时候，他越是摆出中立的清高姿态，司马炎就越是需要利用他的道德形象来为自己服务。

在司马炎想要利用他的声望，封他为公爵的时候，王祥没有拒绝。不过，王祥深知自己不是司马氏的亲信，并不能获得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低调从事，还请求退休，司马炎开始不同意，但是，在王祥的一再请示下，终于批准了他。退休三年以后，王祥就去世了。

王祥为后世子孙以身作则，留下了“与时推迁，平流进取”这样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这在忠烈人士看来，或许存在一些道德瑕疵，但这也和当时开始形成的门阀政治时代背景有关：士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和道德声望，无论是谁掌握最高权力，都要依靠士族的力量。

王祥留下的策略，是在士族政治中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唯一法门。

王祥之后的王氏子孙，凭借着“与时推迁，平流进取”的法门将琅琊王氏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到了王导那里，他借助时代的机遇，让“琅琊王氏”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琅琊王氏”抓住了什么时代机遇呢？

这得从西晋时期著名的八王之乱说起。话说，在经历了曹丕篡汉，自己又篡了魏之后，晋武帝司马炎担心自己建立的晋朝被其他士族给篡了，所以，他就复古学起了周天子，大封司马氏子弟为诸侯王。

其实，他也是没办法，从东汉开始，到他建立的西晋，士族政治已经形成了。所谓“士族”，就是拥有显赫地位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普遍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世代为官，二是拥有很高的道德声望。他必须分封司马氏的族人，用以抗衡其他士族。

像三国时期的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东吴的孙家，都是士族。曹操，虽然出身低一些，但从他开始，他们曹家也可以说是个士族。司马家更不必说，也是一个大士族。

在东汉时期，士族势力虽然强大，但还不足以威胁皇权。但，到了魏晋时期，士族们的势力已经壮大到威胁皇权的地步了。曹魏篡汉，司马篡魏，本质上都是几家大的士族联合起来，去拥立新的皇帝。

司马炎篡魏成功后，从士族政治的受益者，开始了对士族政治的恐惧。所以，他才搞起了分封制。

显然，司马炎忘记了，当初西汉分封的各路刘姓王爷是怎么作乱的。果然，在司马炎去世以后，由于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商不在线，朝政被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把持。她联合外地诸侯王，打击政治对手，这鼓舞了诸侯王的野心，于是发生了八王之乱。

诸侯王们互相残杀，西晋乱了七年，导致了西晋皇权的衰落。

虽然，八王之乱使得司马皇室乱成了一锅粥，但是，对于“琅邪王氏”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们“与时推迁”，从中捞到了不少的好处，将“琅琊王氏”的名望推向了历史之巅。

最终，八王之乱，被东海王司马越终结。而后，“琅琊王氏”中一位叫王衍的人，他劝说独揽朝政大权的司马越，派琅邪王司马睿去镇守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这个王衍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弟弟王敦和王导，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历史上很有名。而王导在私下里和司马睿的关系很好，就跟随司马睿到了江南，帮助司马睿在这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司马睿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实力，而且王导比他大九岁，拥有更为丰富的政治阅历。因此，司马睿在政事上就很仪仗王导的出谋划策，甚至说是依赖。

王导来到江南，也开始琢磨，如何在江南地区把司马睿扶植起来，成为自己手中的王牌。

从东汉时期起，江南这块地方的士族势力就已经很强大了，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站稳脚跟，就必须取得士族的支持。王导深谙此道，于是，他费尽心思，想出了一条妙计。

当时，正逢传统的三月三日“上巳节”，照例，建业城的官员和百姓都要出城去郊外踏青。王导觉得，这是一次为司马睿“做广告”的好机会。于是，他就与王敦商议，导演了一出“琅琊王招贤纳士”的好戏。

王导不愧是“王导”，三月三这天春光明媚，一切都被王导算计好了，计划按部就班。司马睿坐轿子出行，王导、王敦以及他们提前邀请的其他名流们，纷纷谦恭地跟在后面。这一行人器宇不凡，声势浩大，引来了众人围观。

本来，江南的世家大族对这个新来的琅琊王不怎么感冒，但他们在人群中观望，他们看到王导、王敦这样的人物也对司马睿如此拥戴，顿时肃然起敬，纷纷路边下拜。

王导知道，为司马睿增加“曝光”的目的达到了，接下来，就要趁热打铁，笼络人心了。于是，他就代表司马睿，逐个去拜访江南士族，邀请他们出来做官。为此，王导甚至还学习了当时北方士大夫看不上的吴语（五胡乱华以前，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北强南弱）。

王导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江南大部分士族如顾荣、贺循、陆机都表态，愿意出山，与司马睿合作。就这样，司马睿成功在江南地区扎下根来，为其能成为永嘉之乱后，晋朝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础。王导也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收获了很高的名望，被人们称为“江左夷吾”。

“江左”就是建业一带，“夷吾”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司马睿也将王导称为“仲父”，这是当年齐桓公对管仲的称呼。

公元316年，匈奴贵族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在晋朝宗室与“琅琊王氏”为首的南北大族拥戴下，司马睿即位为晋王，年号建武。

晋朝“衣冠南渡”，作为司马睿的首功之臣，王导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晋的首任丞相，王敦则拜大将军，统领全国军队，镇守武昌。

一天，司马睿在上朝时，竟然当着朝廷百官，邀请王导与他同座金銮宝座。你说，这是司马睿感激王导的举动吧，这不无道理，确实是“琅琊王氏”将其“扶上”皇位的。当然，你也可以将司马睿此举，理解为对王导的一种试探。

面对司马睿这样的举动，王导怎么做的呢？

王导没有忘记祖先王祥为“琅琊王氏”后人们，留下的那八个字祖训——“与时推迁，平流进取”，他仍然保持了谦虚低调的家族门风。王导诚惶诚恐地说：“我乃微末之人，怎能与太阳同辉！”

其实，不管王导如何回答，这件事情都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时代正式开始了。“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的权势名利到达了历史巅峰。

结语

在东晋时期，士族政治开始转向门阀政治，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今天，几家大士族可以用力你司马睿为皇帝，明天，他们也可以拥立另外一个人作皇帝。皇帝，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追求利益的招牌。士族，从皇帝治理国家的工具，已经演变成，反过来将皇帝变为工具的门阀。

司马睿去世后，司马绍继位，王敦又发动二次叛乱，企图篡位。这样一来，王敦不仅于司马氏所不容，还得罪了很多士族。王导无奈之下，为保住“琅琊王氏”，只得表态与王敦划清界限，大义灭亲。

虽然，在王敦的叛乱被平息后，王导进位太保，司徒之职依然如前，特许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王导知道，“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坚决推辞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司马睿如此尊重，亦或是如此忌惮“琅琊王氏”，根本的原因是，士族的势力太大了，已经成为了门阀。以“琅琊王氏”为例，不仅丞相王导在朝中权势熏天，其兄长王敦，更是手握重兵，把控着东晋的军权，更不必说王氏子孙中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通过婚姻与“琅琊王氏”缔结姻亲的其他士族。

现在，王敦死了，东晋的军权旁落，没有了军权的加持，“琅琊王氏”的势力锐减。说白了，东晋时期，不管是皇权也好，门阀也罢，是谁得了军权，谁说了算。

因此，士族操控军权——“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到了东晋后期，一支武装力量打破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北府兵”。

“北府兵”是东晋名将谢玄建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备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下。这支军队驻扎在京口，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东晋时期，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兵”。

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谢玄率领这支军队，以少胜多打赢的。

东晋后期，士族门阀的子弟大多养尊处优，沉迷于艺术啊，玄学啊。慢慢的，军权就旁落于平民子弟的手中，于是，刘裕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从刘宋开始，皇权政治开始回归，“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开始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