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温启祥

温启祥，导航技术专家，中国无线电导航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为开拓和发展我国航空导航、航海导航、卫星导航与飞机着陆引导诸系统及其技术作出了贡献。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温启祥

出生日期

1909年6月

去世日期

1993年12月20日

个人履历

温启祥

温启祥，高级工程师。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场管理工程师。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上海第二十三厂、汉口无线电厂总工程师，电子工业部微波统一系统和应答机研究所、火控雷达和导航设备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造船学会第二届理事。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自学成都，为我国无线电导航事业创始人之一。组织研制成功最早的中长波导航台、海上中波中程导航系统、微波飞机着陆雷达、军用塔康导航系统等。195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人物生平

工作前

温启祥

温启祥，1909年6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张泾桥镇一个店员家庭。1925年在常熟读完初中，1926年进入海私立南洋高中学习，因家庭经济困难，转而另谋学徒生涯。1927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转入上海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学习报务。1929年就职于济南、上海等地商用无线电台做报务工作。1932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在南京、宜昌、汉口、温州等航空站从事无线电报通信工作。

温启祥在温州站做报务工作时，对无线电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边自学，一边动手安装收音机，进而钻研发射机。经技术员华斌举荐，温启祥升任无线电技术员，并从温州站调上海龙华机场。继之辗转工作于武汉、重庆、香港、加尔各答等航空站。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期间，温启祥受进步书籍和进步思想影响，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非常拥护。到重庆工作不久，于1938年冬，经华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组织上鉴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笼罩，决定暂时停止他的地下活动，让他以党外人士身份继续为党工作。

1942年，温启祥随中航公司迁到印度加尔各答。当时无线电部门由外国人负责，他们对中国员工经常出言不逊，从而激发了温启祥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和志气，使他更加勤奋地钻研无线电工程技术，并在同事的鼓励与协助下，做出了第一部750瓦的归航机和第一部100瓦的短波发信机，为中国人争了光。因此他也被提升为无线电工场的管理工程师。

1946年2月，中航公司搬回上海。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代表团在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急需组建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温启祥根据当时龙华机场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其无线电工场负责人的有利条件，以及他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为上海中共地下党赶制了一部秘密电台，并安装在该机场的一个归航台里。后来，温在与同事闲谈中得知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已有所察觉，便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地下党，及时予以拆除，使党免受损失。1947年，他又为中共地下党做了一部比较轻便的秘密电台，安装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家中，一直用到上海解放。1948年，中航公司迫于全国紧张局势，再度南迁。温启祥出于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坚决不去，并劝说其他技术人员留下。同时，他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其他留下的人员一起，阻止、拖延大量无线电器材的外运，并趁机将许多器材转移、隐藏起来，以便解放后使用。

解放后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温启祥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部机务处电信器材修理厂、即（上海）空军第23工厂的筹建工作。该厂以国民党部队遗留下来的部分通信器材和一些国民党空军与民航人员为基础而组建的。工厂建成后，温启祥出任技术计划检验股长。当时，为了配合解放舟山群岛的需要，在物资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他主持修配和赶制了500瓦报话机、750瓦长波归航机和100瓦短波发射机，使沪、宁、杭的防空通信系统初具规模。此后，又为前线指挥部提供了通信导航设备，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温启祥由于成绩卓著，于1950年9月评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并于当年10月出席了北京全国工农兵英模大会。1953年，23厂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国营710厂，温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4年，他当选为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温启祥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1957年，他随同当时主持军事电子工业发展工作的刘寅、孙俊人等领导同志赴苏联对其无线电工厂、研究所和大学无线电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参观与考察。1958年元月调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设在四川成都的第十研究所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59年补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同年和1961年又两次赴苏学习与谈判。其间，温启祥深感我国无线电导航技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甚大，决心为我国导航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回成都后，便在第十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导航研究室”，进行航空近程导航系统的研究。1960年，他上书当时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的孙俊人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庄局长，建议成立专门从事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研究与开发的研究所。

1962年8月16日，温启祥根据国防部的任命，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设在陕西西安的第二十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挑起了建设和开创我国导航事业的重担。作为第一步，他针对该所百名技术人员大多是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以及近1000名工人差不多都是复员转业军人的情况，提出了“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研作风”的建所方针，要求研究室从消化、仿制航空近程导航系统（塔康）入手，车间则从仿制生产512 型快艇雷达开始，及早拿出样机并生产出合格产品。这些都收到了成效，从而得到领导部门的高度评价。温启祥于1963年补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65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研究所在温启祥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开展了航空近程导航系统，飞机着陆引导系统，中程与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以及卫星导航、组合导航和超长波大功率山谷通信天线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温启祥还积极推进学术活动的开展。1962年，中国电子学会成立，他就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79年至1983年就任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首批会士。同时，从1962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导航分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第三届名誉主任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用仪器仪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导航》学术季刊顾问，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80年被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同时被聘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海洋专业学科组成员。

1980年3月，温启祥因年事已高改任第二十研究所顾问以后，为祖国多作贡献的初衷丝毫不减当年，仅在技术文献的编撰与研究方面，他先后主持或参与《电子工业名词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电子学名词辞典》和《中国军事工业史料丛书·船舶导航史料专集》等有关无线电导航部分的编撰或编审，以及《2000年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研究工作。1993 年12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成就及荣誉

早年经历

温启祥早在1936年，就对无线电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包括参加美国举办的“万国函授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并自购元器件，试装收音机，从三管再生式到五管超外差，进而再钻研发射机技术。一次，温州航空站的发射机出了故障，还未等远在上海的技术员来到，他就根据自己所学的无线电技术知识，及时排除了故障。

40年代初期，温启祥随中国航空公司有关部门南迁印度加尔各答工作期间，无线电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泼来斯”的外籍人员，他时常责骂和侮辱中国人，还借故开除了多名中国籍员工。中国航空公司有关当局碍于无线电部门全体中国籍员工的公愤，撤换了此人。但接替他的名叫“希克斯”表面上比较平和，歧视中国人的实质却没有丝毫改变。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刻苦钻研技术的热情与动力。他常常早起晚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从维修到组装，从部件到整机，他一边钻研，一边试验，并进行实际制作，在无线电工场工人的积极配合下，终于在1943年制作出了第一部750瓦的长波归航机和100瓦的短波发信机。此后，由他制作的许多归航机和短波发射机，都在飞机进场陆空联络上获得了实用。

在此期间，温启祥还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为帮助印度共产党建立收报台，接收延安新华社发播的消息，还为之制作了一台AR-88高级收音机。

上海解放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在建厂不到3个月的上海第23工厂，物资匮乏，技术力量相当薄弱，温启祥满怀革命激情，积极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赶制了长波归航机，短波发信机，修理了报话机，并在3天之内建立起了上海防空司令部的集中台，使沪、宁、杭的防空系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紧接着又在以后5个月内，生产出了装备9个一等航空站、20个气象台，30个了望哨，6个雷达站和一个前进指挥部的全部归航与通信设备；并为当时的中国空军部队提供了长-1型与长-2型750瓦长波归航机，和数达321部中短波通信/导航发信机。这些成就，是与温启祥勇于奉献和具有精湛的技术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改装归航机和修复其它设备中，他不仅以巧用手头仅有的电子元器件，克服了西方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造成的困难，还以他首创的双主振差频等技术方案，识破了别人认为难以修复的技术难关。

温启祥在这期间作出的上述贡献，还可从无到有地增强我国华东地区的防空能力看出它的历史作用：使败据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于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狂轰烂炸造成的严重破坏得以不再为患；使当时的华东空军机场与福建前线对偷袭的敌机有了防护能力，并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争，及其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人民获得的胜利果实和解放事业的需要，在上海杨树浦地区成立上海电信器材修理厂（即上海第23工厂），人员不到30人。他依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指示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工厂的建设工作，包括率先同大家一起自己动手修厂房，并四处奔走，收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弃的破损机器、仪表与各种器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金工工场、无线电工场和器材仓库建立起来，机器也开动了。在短短的一年里，加工设备增加到52台，电子测量仪器增到12台，器材收集到2000余吨，人员也发展到260人，其中技术人员44人，使工厂初具规模。同时，由修配逐步向设计制造转变，并以归航机和短波收发通信机为主流产品的新产品研制工作也已开始。1953年7月，该厂改名为国营上海无线电厂，代号为国营第710 厂。其后迁往武汉，更名中原无线电厂。此厂已成为我国研制、生产通信导航设备的骨干工厂。

1957年至1961年，温启祥依据他先后三次赴苏考察与谈判所得，深感要缩小我国无线电导航与通信同国际水平的差距，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难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才可能赶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于1959年，在他任副所长的国防部十院第十研究所内专门成立了一个“导航研究室”，开始航空无线电导航的研究工作。

1960年10月1日，温启祥又上书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孙俊人院长和国防科委四局李庄局长，建议立即成立专门从事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研究的研究所。上级主管部门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61年在西安成立了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二十研究所。1962年温到该所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5年，该所已拥有科技人员800 余人，工人900多人，建立了航空导航、航海导航、着陆雷达、自动控制、工艺、情报、仪器等8个研究室与一个试制工厂，陆续开展了对近程航空无线电导航系统、中远程航海无线电导航系统、飞机着陆雷达系统以及卫星导航系统等的研究研制与开发工作。

1965年，第二十研究所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当时该所已具备了发展导航与雷达两个专业的科研生产能力，并且在出成果，出人才上显示出了力量。

第二十研究所自建立以来的32年中，在我国导航技术、系统与设备现代化的巨大贡献，是与担任该所整整18年主管技术的总工程师温启祥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近程导航系统的建立

60年代，中近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在国际上已建立了数十个罗兰A地面发射台，但我国没有。1965年3月，在国防科委于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温启祥积极主张加速建立与发展我国独立的中、远程导航系统。不久得到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将中程系统命名为“长河一号”，由二十所负责技术抓总，温启祥任总设计师，参与协作攻关的有国营第764厂和765厂。从任务下达之日起，所、厂及使用部门通力合作，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制造出了设备，并运抵山东现场安装、调试与系统联试。1966年10月1日，成功地辐射出了中国的罗兰A信号，其第一个台组于1967年12月投入试运行。到1975年7月，北起渤海，南至南海18000公里的沿岸及其以外1000公里海域内，形成了我国的海上区域导航网。

远程导航系统的建成

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类似国外的罗兰C。我国于1965年确定研制、建设，命名为“长河二号”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由温启祥担任。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起步不久的研制开发工作走了不少弯路。后按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自行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才回到按科学和国情办事的研制轨道上来，终于在198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南海台组，大大改变了我国远程导航的落后面貌。现正在东海、北海积极建立第二、第三台组。届时，将把我国高精度导航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高精度授时/导航发射台的建成

早在1965年12月，温启祥就向第十研究院领导建议在我国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上增加授时功能。70年代初期，国家决定建立高精度授时发射台，作为国家时间基准，并批准第二十研究所提出的将我国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兼作授时使用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建立300千瓦试验发射台，已于1976 年完成，满足了当时科学试验的急需。第二步是建立发射功率为2兆瓦的大功率发射台，已于80年代初期完成。此举将我国的时间基准由毫秒级提高到了微秒级，使我国的标准时间精度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该系统是由第二十研究所，第二十二研究所、国营761厂和陕西天文台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建成的。

飞机近程导航系统的建立

又称塔康系统，这是温启祥早在成都十所主持科研工作时就开始筹划的，后转入二十所。1966年成功地研制出了样机，到1974年共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地面与机载设备，并装备了国内1条重要航线及数个地面站，使我国的航空导航业务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观。

卫星导航及其它新系统的建立

为了跟踪世界新的导航技术，自60年代后期，在温启祥的策划下，投入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从事卫星导航的研究开发工作，从子午仪到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用户设备，已有多种型号、多种用途的卫星导航定位仪投入实用。同时还研制开发了卫星/奥米加等水面与水下等组合导航设备。这些都为我国在70和80年代先后完成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水下武器发射试验和卫星发送与回收等起到重要的作用。

精密进场着陆雷达的建立

第二十研究所一经建立，温启祥就设法于1964年从上海调来一部苏制着陆雷达作为样机。在不损坏样机的前提下，他严格要求科技人员进行认真分析消化，进而仿制。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做出了样机，并到机场进行现场试验测试，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于1966年转天津一个无线电工厂进行生产。

此外，温启祥在抓科研工作的同时，对科技情报工作也极为关心。他深知，情报工作是科研开道的耳目；方向不明，盲目蛮干，只会使科研工作归于失败。第二十研究所初建时，他就强调大学生必须学好英语，人人要过这一关，以便查阅资料，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动态，为此曾多次举办英语学习班，并为情报室配备了很强的技术力量。60年代初期，二十所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导航与雷达》杂志，1985年该刊改为《导航》，系我国导航界唯一的学术季刊。温启祥生前一直担任该刊的顾问。

温启祥，对工作一生勤奋，对生活朴实无华，对知识不懈追求。他常说：“当你对要干的工作不懂、不会、不熟悉的时候，不要胆怯，要勇于承担，敢于承担，但一定要努力学习，不断学习。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决不会学不懂、学不会。难的总会变成易的，易的自然会变成熟悉的。当然学习方法也要注意，有系统的学，从易的开始，然后步步深入，尤其是基础知识。知难而退，必然会一事无成。”

这既是温启祥的格言，也是他勇于进取、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人物简历

1909年6月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26年 在上海南洋中学上高中。

1927年 考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28年 转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

1929-1931年 在济南、上海等地商务无线电台任报务员。

1932-1936年 考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任报务员。

1937-1942年 任中国航空公司航空站无线电技术员。

1942-1946年 元月任设在印度的中国航空公司加尔各答无线电工场管理工程师。

1946-1949年5月 任中国航空公司上海航空站龙华机场无线电管理工程师。

1949-1953年6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部机务处上海23 厂技术计划检验股长。

1953-1957年 任第二机械工业部710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58-1962年7月 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0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62-1980年2月 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20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80-1985年 任电子工业部第20研究所顾问。

1985年 离休。

1993年12月20日 逝世。

主要论著

1 温启祥主编.电子工业技术辞典（无线电导航部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6年.

2 温启祥.国内外导航技术发展状况及建议.见：中国科协2000年的中国研究办公室编《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1集），1984年，pp274-284.

3 温启祥.航空导航系统的比较准则.导航，1985（1）：1-4.

4 温启祥.电子导航的现状与未来.电子科学技术，1987（3）：2-3.

5 温启祥.港口导航的发展趋势.电子科学技术，1987（4）：6-7.

6 温启祥主编.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学科导航）.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9月.

2.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021

中国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累计为1059万CGT，约为全球新船订单（2402万CGT）的44.09%，超过韩国，位居世界第一名。而韩国船企获得的订单量为1047万CGT，全球占比43.59%。

即，韩国造船企业在今年上半年，仅以12万吨CGT的微弱劣势，被我国造船企业击败，排名全球第二。我国，是险胜啊！充分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的民用造船领域是“中韩两国平分天下”。

第三名仍是日本，但在2021年上半年仅获得了182万CGT，约为全球新船订单量的7.59%。

3.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4.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

黄旭华，男，1926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核潜艇研究工作，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旭华毕生致力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是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先后担任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为我国海基核力量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曾庆存，男，1935年5月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在前苏联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庆存是国际著名大气科学家，国际数值天气预报奠基人之一，为现代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两大标志——数值天气预报和气象卫星遥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5.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是什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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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钢工程技术集团主要经营热轧H型钢贸易、热轧H型钢锯切制孔加工及配送、钢结构构件制作安装等服务项目，中心以现代化的H型钢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

公司拥有住建部颁发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日本钢结构H级别认证、欧盟EN1090等多项资质；建立完善的管理保证体系，综合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年规模。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产品涉足建筑、化工、冶金、海洋工程、电力、铁路、造船、机械制造等领域

6.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官网

张盖凡教授

卢麒元的恩师是张盖凡教授。

张盖凡，教授。湖南隆回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第二海军学校电工原理教研室主任，海军工程学院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武汉造船工程学会第五届副理事长。长期致力于电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论证了电磁转矩统一公式，提出了电机不对称短路的新的分析计算方法。撰有《旋转电机的电磁转矩》等论文。

7.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

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院长，哈尔滨工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邓三瑞同志，生于1929年10月19日，湖南宁远县人，汉族，1951年1月参加工作，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9月退休。

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造船科教研室主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黑龙江省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曾担任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三瑞在船海科教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长期从事船海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海军舰船研制工作，先后承担潜艇结构、潜艇设计学、系统工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船舶工程、海洋工程、系统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他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05年被授予哈尔滨工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他学术造诣精深，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的“教师应当是火花，应当是春风”思想影响至深，他的教学理念广受推崇。

作为优秀科学家，邓三瑞一生“为船、为海、为国防”，主持、参与了若干船海领域的“共和国第一”，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

1956年，他参与制定了全国科技十二年发展规划的潜艇规划；1958年，领导主持新中国第一艘试验潜艇的设计与研制；1959年，领导主持我国潜艇首次自行设计的技术设计工作，其后担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设计总体顾问，是我国潜艇事业的先行者。

20世纪70年代，他转入海军系统工程研究，著有《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等著作；1984年，被联合国聘为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专家，进行全球海军军备竞赛咨询研究。

他与人合著的《海军军备竞赛》一书1985年由联合国出版，为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受到联合国的赞誉，获得的报酬为哈船院购买大量原版的海军和船舶工业方面的专业书籍，余下的5000美元都悉数交给了学校；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辟了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方向，领导主持了我国第一台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是我国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开创者。

8.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级别

中国在工业制造、中医药研究、高能物理和新材料上体现了科技发达：

1、造船工业方面。成功制造“辽宁号”和“山东号”航空母舰，并研制出造岛利器“天鲲”号巨型挖泥船和高科技液化天燃气运输船。

2、利用中医经络理论研究出“针刺麻醉”技术，开发青嵩素治疗疟疾病，获诺贝尔奖。

3、于敏教授创立的氢弹“于敏结构”，优于美苏研制的氢弹，获科技进步特等奖。

4、中国高等院校2021年研制出比金刚石还硬的非晶体材料，引起世界关注。

5、航天工业实现了腾飞。北斗三号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嫦娥探月工程、天和中国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墨子号量子卫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