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清初乱世）之后，中国进入“大和平”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咸丰朝）才再度陷入战乱频仍而且战火延烧各地的局面。有些军事冲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联军之役（1856∼60年，即咸丰6~10年）、中法战争（1884∼5年，即光绪10∼11年）以及甲午战争（即1894∼5年，光绪20∼21年）。但战局最为凶险的其实都是内忧，包括捻乱（即1853∼58年，咸丰3年∼同治7年）、回变（1856∼77年，即咸丰6年∼光绪3年），还有袭卷摧残中国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64年，即咸丰元年∼同治3年）──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启发的叛军从广西出发，进军中原的心脏地带，攻占南京之后在那里建立政权，维持了十几年。

在这些战争的刺激之下，一连串改革活动就此展开，史称“自强运动”。许多大型造船厂、现代化兵工厂与规模庞大的工厂开始兴建。中国开始生产连发来福枪、先进大炮、炸弹，甚至在1880年代（光绪年间）打造出一支铁甲舰队，在当时曾被认为战力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但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努力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清朝在甲午战争期间蒙受了败给日本的耻辱。被面积只有10分之1的东亚邻国打败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开始变得备受瞩目。而且，相较于日本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中国的失败也变成20世纪汉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他们曾经把败因归咎于儒家思想、文化与保守主义等因素。尽管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样的诠释方式，但许多人仍然抱持同样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过去在中国史上的其他时代，儒家思想并不会阻碍创新或者排拒外来科技。许多儒生出身的官员都对佛朗机炮、西方火枪与红夷大炮等武器充满兴趣──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许是过去5百年来最为显赫的一位儒学大家。难道儒家到了19世纪就突然变成了绊脚石？

当然没有。19世纪的所有伟大改革家，例如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儒者。他们都积极采纳西方器械、西学，并且彻底革新教育、商务、财政结构与军事组织，并未受到儒家哲学或中国文化的妨碍。

事实上，近年来学者们较能够从肯定的角度去看待这从1860∼95年（咸丰末年持续进行到光绪朝）的改革运动，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有一些连自己都觉得讶异的发现。如同学者孟悦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就产品的科技细节而言，江南制造局有许多方面在19世纪末亚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孟悦与其他许多人都曾指出，从1868年（咸丰7年）开始，一直到1880年代（光绪初年），中国所制造的战舰都比日本制造的更好，无论是木船或铁船，桨轮船、单螺桨船或双螺桨船，单一蒸汽机、双联式蒸汽机或者三联式蒸汽机的汽船，也是中国生产的佳。相似的，中国生产的枪械与大炮也都是亚洲之最，品质至少能与日本匹敌，甚至更好。中国人会进行这些改造与创新的活动，说明了自强运动比过去史家们所认为的更加充满活力，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更为重要。

若真是如此，那中国又为何会输掉甲午战争？答案是：中国并非遭遇技术或科技上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日本之所以能进行改革，是因为先出现了一场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革命。1867年，德川幕府还政于刚登基不久的明治天皇，天皇开始推动一连串改革措施，而这在旧政权底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与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相抵触。相较之下，清朝在19世纪虽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却要到1911年才被推翻。事实上，中日两国的历史存在着一个很奇怪的巧合：德川幕府与清朝刚好都维持了267年之久。只不过，日本比中国早40年摆脱它的旧政权。

对于任何老旧的国家而言，开创新局面向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是要摆脱旧时代比较困难。清朝擅长制造汽船与训练部队使用的来福枪，但清廷必须把很多钱都消耗在17世纪（清初）就已经建立的庞大部队上。到了19世纪中叶（道光、咸丰两朝之际）这些人数高达数10万的部队都已经成为无用兵力。清廷无法直接让他们解甲归田，也没办法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改革，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充满影响力、但却又只想维系现状的利益集团。不过，清廷也养不起他们。要是当年清朝能够把那些虚掷在旧部队身上的经费用于新军，也许表现会远胜于后来的惨况。

清朝的问题并非缺乏科技或知识，而是无法把资源集中在革新措施上。老旧体制把资源都消耗殆尽。统治者必须在各个利益团体之间求取平衡，因而没办法创造出集中化的军事结构。而且我们也别忘了，日本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敌手。如同两位专家写道：“中国并不只是输在积弱不振，应该说日本太强，才会打赢那一场战争。”击败中国后，时隔10年，日本又打赢了另一个老旧的大帝国：俄国。

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用的炮弹都是残次品，军舰也年久失修，缺少武器弹药，都是因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子，导致北洋水师经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