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元时期海洋贸易
郑和七下西洋，头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一次出行2万多人，还有，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前代在广州等地设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和贸易。
南宋采取鼓励外商的政策，在一些大的港口设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
2. 宋元时期海洋贸易中心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3. 宋代海洋贸易兴盛原因
宋朝。
在我国宋朝时发明的指南针，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海运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4. 宋元时期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泉州申遗项目的遗产分布特点：一个整体，多处分布。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5. 宋元海洋贸易绘画图
唐中叶以后，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四年之后安史之乱（755）使得路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和中国争夺路上丝绸之路的大食人也将他主导的中古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情况下，联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当时的唐朝对外贸易的有三大港口分别是扬州、福州、广州。
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了构成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当时唐代设立市舶使，标志着中古大陆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添加，在这样一种条件变化之下中国海商群里开始崛起。
从海洋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宋代提出了“开洋裕国”宋代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国策，重视海洋贸易。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将两宋统治者的目光吸引至大海上，中国的海洋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开国初年，便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广州设置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诏令在杭州设置市舶司；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等地也设立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希望能招来更多的海外蕃商到中国贸易。宋朝制度比较合理税收制度，贸易法度严明，有力地保护商人的利益，不仅培养了本土的海商而且来华外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发展和繁荣。
在世界的历史上，元朝的版图扩张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破了阿拉伯人作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介，为欧洲人到中国来寻找才是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元代对北方海洋港口的建立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当时的元大都对于南方的日用品的需求，在路上上难以满足，所以开通了离当时元大都最近的天津港。天津就是顺着海河发展起来的。
在朝廷和民间的共同的努力之下，使得宋元时期出现繁荣额海外贸易，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主导了印度洋以东、太平洋西岸沿岸地区的国际贸易，唐宋元时期迎中国海洋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唐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发展和当时的造船技术史分不开的，自中唐之后，随着航海与外贸的发展，福州、泉州已经成了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唐代高僧鉴真最终在福州买船，才得以东渡日本，可见当时福州的造船业已经闻名海外，具有很强的远航能力。宋朝官员吕颐浩认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可见，当时“福船”的影响力。
各地个体的、零散的在海上进行贸易的活动好早就已经出现，海商作为群里的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代表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之间进行交互是在唐朝。宋代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海商向外扩展，阿拉伯商人的本人化是在宋朝开始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商群体是闽商，闽商出现在唐代中后期，并随着宋元的国家海洋政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6. 宋元时期海贸发达
1.宋代政府制定出了注重经济的航海贸易政策，一方面积极支持出口贸易，政府鼓励民间商人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前往海外经营，另一方面全力扶持进口贸易。
2.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兴盛。剩余农产品成为了出口的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等，在前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从而丰富了海外贸易的出口产品种类。
3.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的造船业是中国帝制社会的第二个高峰，它的造船技术在当时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再加上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这些都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所以两宋时期开启了一个航海的大时代。
4.宋代与南洋交往的频繁和海贸的繁荣，促进了海上航路的开辟和发展
7. 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的发展
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中国在与世界展开商贸活动的同时，也推动了19世纪之前世界的和平发展；2000多年后，一条“新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必将开启一场全新的中外文明对话，而对未来的展望也需建立在对历史的回望中。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我们的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时，俄国、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以之为外交礼品，也曾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得到发展，从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式的瓷坛，到波斯结合中国瓷器工艺创造出的波斯陶器，之后泰国、越南、埃及、荷兰、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甚至通过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的结合，创新出许多产品。随着这些国家崇尚中国瓷器之风的盛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融合到了宗教文化之中。
茶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元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贵族间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公元12世纪，日本僧人到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此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荷兰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开始推行饮茶之风。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也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各国之间也开始了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文明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构建了东方与西方的平衡关系。
“海上丝路”对于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海洋、海权、海防思想，如《诸蕃志》《岛夷志略》；清初泉州人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透过台湾全面陈述了中国海防的意义和经略海洋的必要，在清初的海洋经略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历史上还有一大批闽南人筚路蓝缕，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定居，开发生产。通过“侨批档案”（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就足以证明闽南华侨华裔艰辛的足迹。目前，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他们作为关心祖国富强的华侨华裔，也是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
8. 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现状
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申遗成功，正式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遗产要素的角度看，泉州有哪些古迹？它们的价值何在？如果有机会去泉州旅行，你可能会有更清晰的思路。
泉州城是遗产谱系
泉州，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处神奇而伟大之地。它的情调来自它谜一般的现代与传统相融的和谐。建筑、器乐、民俗、仪式、饮食无不自成一体地透露着此地的文化自信。现代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汇到这座历史上曾吐纳天下奇货的港口城市中。
泉州有许多古称，如“刺桐”“温陵”等。前者是与其东方大港的传说有关，后者则既是描述其多山的丘陵地理风貌，也暗指历史上宋明理学对其过化的影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泉州的各类遗址兴趣盎然。从约20年前德济门遗址的出土，到新近对南外宗正司、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古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历史篇幅正徐徐展开。
与国内其他遗产地不同，泉州系列遗产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一直延伸到腹地地区的广大空间中，多达22处。
泉州的遗址，从遗产构成要素价值分为三类：一是“山—城”的城市结构，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南外宗正司、泉州文庙及学宫、开元寺等。二是“山—河—聚落”乡村手工业景观，主要涉及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三是“海—陆”交通环境景观，指的是安平桥、洛阳桥、顺济桥遗址、真武庙、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和万寿塔。
这三组遗产构成了区域一体化空间结构和复合景观。因此，“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场所或地点，也不仅是一条为商场写字楼包围的单调的历史街区。它是一个跨山海、通城乡、贯古今的遗产谱系。
城中史迹是游览首选
位于泉州城市中心的密集景点，多为官方文化历史遗存，也是参观游览的首选。
城中的核心地标是位于西街的开元寺双塔。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开元二十六年改名为开元寺。约唐咸通六年（865年），寺东始建镇国塔，初为木塔结构。后梁时期，又在寺西建有无量寿塔。如今的古城人还时常畅想泉州港兴盛之时，远航归乡人是如何望塔寄情的。开元寺亦在海洋贸易的财富支撑下于宋元时期获得巨大发展。如今，开元寺山门仍有唐宋遗风，双塔为宋代原物石构，彰显了宋代石塔建筑的建造技艺。
令考古学家兴奋的新近发现为位于泉州旧梨园剧团的南外宗正司遗址。这一遗址的挖掘证实了宋代赵氏皇族南迁泉州的史实。史学家们通常认为，正是泉州港繁荣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才可支撑和延续远离政治中心的皇族们过上奢靡的宫廷生活，也正是这种宫廷生活为原本地处海疆的小城带来了延续至今的诸多习俗、音乐、舞蹈和仪式遗存。
作为一座因海港商贸而兴起的城市，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古城一样，泉州文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被纳入帝国体系的重要明证。这座象征儒家正统的建筑兴建于唐开元末年，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历代的迁建和修缮。如今，文庙大成门、金声门、玉振门、大成殿的建筑基础、台基等石质基础部分是宋代原物，木构件等其他构件则是清代按原样修缮的。
这些场所的兴起与发展与宋元泉州的海洋贸易息息相关，泉州古城的肌理亦是由这些重要的历史场所构成。
海陆交通看一桥一庙一门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从宋元时期开始，刺桐城（泉州）便是享誉中外的“东方第一大港”。鄂国公留从效曾在古城遍植刺桐花，外商来港纷纷称道刺桐港之美。泉州城南货运港口引领的古迹，当然与宋元海洋贸易息息相关。
往往，以现涂门街和新门街为界往南为“城南”的范围，乃是泉州古城城墙的所在地。传说城南向来为小贩、流民和异族聚居之处，海陆通货便是在这种热闹纷纷的杂烩世界中展开的。
从城中腹地延伸到港口，有一处重要的古迹顺济桥。始建于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作为宋元时期泉州府进出货物的重要通道，顺济桥对于稳定与繁荣泉州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除此之外，宋代古桥还有晋江安海的安平桥。
距离顺济桥不远处的滩涂上，矗立着一座为华南信众感佩无比的女神庙——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这座宫庙原名为顺济宫，也是因为桥的缘故。桥与庙组成了城南港口地带最为重要的宋元史迹。
在桥与庙之外，2001年经考古挖掘首现于世的德济门遗址确立了位于“城南”内部的海陆分界线。也就是说，泉州古城历经各代拓城，而德济门为其最南端的南门。古时，从南门顺水路至竹街再至市舶司，获得许可证方可入城。后市舶司虽迁往福州，但时至清朝，官办海关口仍设在南门附近。可见，吞吐货物的泉州港与南门的关系紧密相关。
一桥一庙一门为讨论泉州“城南”的人文地理空间与宋元海洋贸易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在涉足这些遗产点后，旅行者还可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一窥泉州绵延数代的海陆文化。并在开元寺的古船陈列馆中，亲睹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泉州后渚港的宋代古船。
流动的城乡是活着的遗产
泉州，不仅是一座古城，它的独特还在于城乡体系的完整性。泉州港的繁荣贸易除了海陆交通的发达以外，还因其广袤的内陆腹地提供了丰富的转运货物。
由东溪、西溪汇流至晋江的航道提供了货物流通的重要路径。2020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22处遗产系列之一的安溪县青阳冶铁遗址便是位于西溪上游的内陆地带。
北宋初期，福建矿冶颇具规模。据《安溪县志》记载，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在龙兴里（今尚卿乡）开青阳铁场，后废。该遗址的考古挖掘证实了宋元时期泉州商贸从业者们将所造的锅、鼎、针等铜铁制品，兴贩于不含铁的两浙，并输往南海诸国。
除此之外，位于德化的尾林—内坂窑址和屈斗宫窑址皆是宋元时期泉州内陆瓷器销往海外的明证。前者位于德化县三班镇，后者位于浔中镇宝美山破寨山的南坡上。根据考古发现和调查，在德化发现了宋元时期（10世纪—14世纪）窑址多达29处，这一带的陶瓷由陆路运至永春县，再由东溪顺流而下运至泉州港，再销往海外。
除了东、西溪所涵盖的内陆腹地之外，在晋江对岸广袤的平原丘陵地带还有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位于晋江市磁灶镇前埔沟边村。这一遗产点要素包括4处龙窑遗址和1处作坊遗址。
美国学者休·克拉克对唐宋时期的泉州城乡关系做过精彩论述，他认为经济依附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变化与泉州城南区域的开发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海陆与城乡——这两组看似无关的议题可同时在泉州并行追溯，从而生发出有趣的历史角度。
这些散落的遗产地，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建筑本身。泉州的可贵之处在于，遗产还是活着的。祖籍泉州的人类学家王铭铭曾说过，“具有‘灵验’效力的遗产深深烙印在泉州世代祖辈的日常生活中，是当代泉州文化遗产活态现状的根基。”我们须与泉州本地人一样对此怀有敬畏之心。
今年5月造访泉州小山丛竹书院的学者甘阳，曾留下“泉州是座神奇而伟大的城市”的笔墨。且让我们在徜徉城中史迹、探访海陆交通遗存和城乡手工业遗址的过程中感受神奇且伟大的泉州。
9. 宋元明清以后,因海洋贸易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影响
因为泉州市舶司设置于宋元祐二年（1087年），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其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市舶司专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也就是承担船舶管理、货物监管、征税缉私、招徕迎送等现代海关、商务、港务、外办等职能。
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
这是我国仅存的古海关遗址，这对保护和修复中国海关历史物证，传承中国海关历史文化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10. 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
一、农业
金元之际，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1270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字罗兼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
1、荒地的开垦
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忽必烈时，淮北内地，只输丁税。成宗大德时多次在那里括地，征收地税。
2、屯田和边境的开发
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3、兴修水利与水田。
屯田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淀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
4、木棉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交流
木棉的种植，在南宋时已逐渐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代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
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云南少数民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
二、手工业
1、棉织业和印染业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南宋时广东南海等地棉织业已有所发展。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来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
2、印刷业
北宋毕升发明胶泥活字版印书。但胶泥性脆，不耐久用，故宋元间有人铸锡字。锡字难于使墨，率多印坏。王祯又改用木活字。用木活字排印拼音的畏兀字，当更为简便适用。另外，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也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即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
3、制瓷业
元朝制瓷业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江西的景德镇，自北宋以来，二百多年间形成瓷业的一大都会。元人蒋祈记这里曾有窑三百余座。元朝改南宋所设之监镇官为提领。泰定以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领，而隶属于朝廷将作院之浮梁瓷局。景德镇之外，荆浙川广诸地民窑也很多。
元代瓷器的特点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象宋代青花类似磁州窑的铁锈花那样釉色晦暗，而是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三、商业
1、两大城市的商业发展
元代农业、手工业甚少重大的发展，但商业却臻于繁盛。城市北方的大都、南方的杭州是元代的两大城市。大都的城中商业繁盛各地的富商大贾，都会聚到这里货贩。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是南商的聚居之地，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商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叫做汗八里（汗城），城内外人户繁多。
杭州原是南宋的首都，又是商业的中心。南宋时期城中商业贸易，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元军灭宋，杭州城免遭破坏，城中的商业，在南北统一，运河开通的有利环境下，迅速得以恢复。
马可波罗记述杭州城里人口极多，但街道宽广，路面都用砖石铺砌，下有阴沟排水。城里有十个大方衢，形成市场。街上有高楼环绕，下层是店铺。每周有三次集市，每次总有四、五千人。方衢附近设有邸店，供外地商人存放货物。马可波罗还说到元朝皇帝在杭州征收巨额的盐税和糖、香料、米、酒、丝等商税。杭州的商家有十二个行，官府经由行会抽取商税。
2、新兴的商业城镇兴起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东南沿海、运河两岸以至北方草原上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城镇。
元代因海上贸易发达在此设置市舶司，上海人口渐多，开始设县，成为新兴的商埠。北方蒙古草原也出现了规模甚大的城市，上都、和林、应昌、德宁等等。这些城市本身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城市建成后，随着经济的需要，商业活动也随之发展。
3、商行与牙侩——宋代商人按行业组成商行，元代也仍然继续。
宋代商人按行业组成商行，元代也仍然继续。元人流传所谓“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之说，以表明各行业组织之众多。
宋代商业贸易有牙人从中媒介。金朝规定：南宋商人在榷场交易，不得从中克取厚利。元朝灭宋后，一二八六年规定：“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二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通制条格》卷十八）对牙侩活动的限制，有利于商人的直接贸易。
11. 宋朝海洋贸易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随着指南针发明、航海术发展，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海上贸易量居世界前列，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要造就这样一个经济强国，除了得有马背上一统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备除旧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两种能力最好的诠释者。
大宋初建时，领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东全部，陕西、江苏、湖北大部，山西、甘肃各一小部。经过赵匡胤南征北战，到976年，宋朝已将南方大体平定，为日后东南沿海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统中原，赵匡胤在发展经济、促进海外贸易上也颇有建树。据说他刚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齐国来朝贡。三佛齐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现在苏门答腊岛一带，唐代时就通过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贡。来宋朝的三佛齐国使者所呈的贡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种珍贵的犀牛角，上面有类似龙形的图案，“龙形腾上而尾少白”，左边有一个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当时三佛齐国并不知道新王朝国号为“宋”，赵匡胤认为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这个犀牛角做成了玉带，每逢郊庙之祭必系之。此后，宋朝与海外各国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军攻灭南汉后，赵匡胤就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宋朝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市舶司主要负责收税，包括船舶往来，贸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的重要窗口。
当时在市舶司贸易的商品，中国方面主要是丝绸和瓷器，外国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树分泌的树脂，可用来制造香，寺庙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药，治疗耳聋、中风以及“妇人血气”等，主要产于大食（现中东一带）、印度、波斯等地。这些地区的土人用斧头砍伤树皮，使树脂流出，凝结成块，之后用大象运送至海边，再由大食商人装船运送到三佛齐国进行贸易，最后由三佛齐国等东南亚商人运送至宋王朝的沿海口岸。这条线路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在宋朝，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在南亚、东南亚、欧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现。因此，人们又把当时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国，光开设“海关”是远远不够的。赵匡胤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时，他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亲力亲为给天下作榜样。史书记载他非常关心造船事务，还亲自到造船的地方观看，查看炮车，观看水战，表明他很重视科技事务。
正是因为有皇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才使宋朝诞生了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这样伟大的技术革新，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技术发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造福于往来商旅，尤其是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手们帮助极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使指南针得到一次次改进，并促进了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进而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四面环敌的朝代。在赵匡胤统治时期，北方有辽等强大政权，通陆路去往中亚的丝绸之路被阻隔，因此他着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重视文化科教，使航海术和造船术迅速发展，使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虽然始终危机四伏，却书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