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朝的沿海形势
明朝中后期沿海面临倭寇作乱。
明朝嘉靖时期倭患严重。倭寇由明朝沿海走私商人冲当海盗勾结日本武士浪人组成。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得到日本西南部一些封建诸侯和大寺院主的资助，经常驾驭海盗船只到中国沿海武装掠夺骚扰，史称“倭寇”。明朝开始军事抗倭行动，最著名的是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经过几十年作战，倭乱基本平息。隆庆元年，朝廷颁布开海令，先以福建月港试点。史称“隆庆开海”，自此倭乱彻底平息。
2. 明朝的沿海形势和内陆边疆政策
明朝为加强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也就是说以为了军事布防，二为了经济发展。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这些措施至今记录在《明太祖实录》。
3. 明朝的沿海形势及边疆关系
1406年,明朝设立哈密卫管理西域。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朝在此地设立了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镇抚；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善为纪善，以辅脱脱”。
哈密卫自然与内地卫所不同，属于羁縻卫的性质，但是安排大量汉族官员于忠顺王府，则说明明朝有意强力控制这一地区。
4. 明朝沿海地区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就在明朝畿辇之地与诸地广置"卫所"，开展大范围垦荒屯田与积极备防。同时将数个州府之地圈在一起划分为一个防务区后设立"卫"，而这个"卫"下面又分别设置了千户所与百户所。
大致来说，就是按照5600人的基数设置一个"卫"级单位，而"卫"管辖千户所的人员编制数量为1120人，百户所的人员数量核定为112人。
百户所这个机构又分为两个总旗（每一个总旗管辖50人）、一个总旗下面又分10个小旗组织（每一组小旗管辖10人）。
概况而言，就是说，明朝诸地"卫所"的兵士一旦服了兵役，也就是说有了一个特征"兵籍"，那就是意味着其家人将世代皆为兵籍。
而这时"卫所"体制内的绝大部分军士主要负责垦荒屯田，剩余的一部分用于军事戍防。遇战事出兵征伐则归各将领统御，无战事或农闲时则归属于原驻地"卫所"辖制。
也就是说，在明朝统治的内陆地区诸地府州县辖境内的各卫所，兵户和屯垦户交错混杂于在一起。但那些尚未自发形成的区域者，则视为没有实际土地的卫所。
但是，在边境地区没有设立府州县的各卫所，实为管辖卫所本地的土著，同时兼理民间的一些政物，为实际拥有管辖土地的
5. 明朝沿海形势的变化
明成祖晚年，由于北方威胁解除，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以传颂大明的盛世繁荣。郑和下西洋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激增的海上贸易往来致使东南沿海倭寇盛行，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严重，迫使大批的农民破产，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一部分主要分布在沿海的农民加入了倭寇的队伍，从而壮大了倭寇的势力。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朝与葡萄牙入侵者爆发西草湾之战；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明朝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另一方面，15世纪70年代到16世纪是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当时日本正处于各国纷争时代，各小国之间战乱不断发生。由于各藩国残酷的剥削和不断进行战争，农民大量破产，人民生活困苦。同时一些封建主却发展迅速，为了弥补战争中财力的不足和自己的贪欲，需要更多的物资和货币，他们寻求向外发展海外贸易，而当时从明朝进来的商品数量极其有限，价格较高。于是他们就竭力支持、资助一些商人、武士、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和掠夺。那些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流民、无业的浪人也乘机加入了队伍。为了行动的方便，他们往往勾结中国奸民，为他们提供信息和根据地。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倭寇队伍。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秋，倭寇在江南贼首陈东引领下，突袭刘家港。次年，汪直又引倭船十一艘，掠宝山、闯浏河、登岸劫掠；此后，萧显又引倭寇2000多人大举登陆，沿娄江袭击江苏太仓、昆山，转而掠嘉定、青浦、松江，进犯上海；接着徐海又领倭寇数百人，直入青浦白鹤进犯太仓，还有一股倭寇700余人，在何八带领下，直奔太仓，两股倭寇协同作战，合围太仓城。可以说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社会矛盾是倭寇盛行的根本原因。
日本倭寇兴起之初，明朝官兵根本无法抵抗，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腐败和军队腐败，将领贪生怕死，士兵疏于训练，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一些官僚甚至公开和倭寇勾结，这就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例如有一些派往东南沿海抗倭的官员，不是积极想法设法抗倭，反而侵占御倭的军需。当时的督察尚书赵文华就侵占数量高达十万四千计。其次，是日本冶金技术远远超过中国，而中国冶金技术逐朝下滑，每况愈下，以至于兵器脆弱，无法与倭寇交锋。直到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出马，整军经武，改进武器，重新布置战略，才扭转了颓势，逐步占据上风。
与此同时，明朝开始恢复水军，以便剿灭倭寇。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参将，于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组织了一支3000多人的新军。他治军有方，带领新军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在剿倭方面，明军的最大胜利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这一年，汪直被明廷以“招抚”之名，从日本诱骗到大陆，次年，被投入按察司大狱，隔年被斩。如果把此前戚家军接连不断的剿倭大捷和接下来的汪直的被诱捕与被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大明抗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嘉靖四十年，戚家军在龙山大败倭寇，扫平浙东。次年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与其他将领进攻平海卫。次年春铲平福建倭患。嘉靖四十四年歼灭广东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