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起始于西汉，并有其发生、发展、繁荣和衰微的过程，而每个时期又都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等诸多条件的约束。两汉是海外贸易开拓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其继续发展时期；隋唐是其兴盛繁荣时期；宋元是其高度发达时期；明清时海外贸易出现了断层与终结现象。
历史沿革
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之前，中国已同近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汉代商船已远达印度东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魏晋时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孙吴同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也经常有贸易往来。南北朝时期，中国同沿中印航线各国的贸易更为频繁。
隋唐时期，因"丝绸之路"阻塞和陆路交通困难，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的远航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中国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等国的贸易颇为发达。唐代同日本、朝鲜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来华达13次以上，往返均携带大批商货。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据南宋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番志》记载，宋代与50~6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据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代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海上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海域。
经营方式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以官方贸易为主。其中，以朝廷间互赠礼品形式出现的"朝贡贸易"和随之而来的"随贡贸易"，是官方贸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办，即由官府派遣专人出海贸易，以谋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办是"朝贡贸易"的补充。
私人贸易早于官方贸易。最初为滨海商民进行的近海贸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远海。自明中叶以后，由于商业资本发展和官方贸易衰落，私人贸易渐趋重要。私人贸易有合法和走私两种形式。合法贸易是在官府控制下进行的，有种种限制。因此，走私贸易是经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时期，私人贸易则多以走私方式进行。从事私人海外贸易者，有权贵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间，称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为舶商，在户籍上称为舶户。明清间，随着私人贸易发展，还出现了由官府特许居间贸易的垄断商人或团体。
管理机构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有市舶司和海关。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进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广州始设市舶司，其后分别在八个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市舶务或市舶场。元代，先后在七个主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还规定了市舶条例。1293年，正式制订了《市舶法则》23条(实际22条)，1314年，又修订重颁了《市舶法则》22条，进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旧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清代始设海关。1684年，清廷废除海禁。1685年，开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港对外通商，并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清廷还制订了一系列关税税则和管理办法。从此，海关代替历代市舶机构管理海外贸易。以后，鉴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违法行为，清廷于1757年只准广州一口贸易，由粤海关加强管理，直至鸦片战争后才开五口通商。
2. 中国海洋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的地理环境并不是不利于开放，我国虽然是陆地国家，但是却依靠太平洋，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只是我们这样的环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形态，我们就有了优越感，不需要也不屑 于向外求。
这注定我们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只能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形式而存在。
3. 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史
海上丝绸之路最兴盛在宋元两代。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唐代中期以前为形成时期，隋唐以前，海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二是唐中晚期是转型时期；三是宋元两代为极盛时期。四是明朝时期为衰落期。宋代 宋朝商业科技高度发展，指南针和水密封舱等航海技术的发明和之前牵星术、地文潮流等航海知识的积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 。据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宋朝先後在广州、杭州、宁波、泉州、胶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苏州、温州、江阴、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为当时的第一大港，泉州在南宋后期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东方第一大港。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 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 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 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元代 元世祖忽 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到 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从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从1320年到1322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 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4. 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历程
①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②海洋承载着国际贸易最活跃的部分，它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③遍布各大洋、连接各大洲的众多航线构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通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为各国经济提供了国际广阔的发展空间。
5. 海洋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
一）海洋在人类进步和全球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1％，空间广阔，资源丰富，是自然界主要的地理形态，也是人类生存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海洋是地球生物的最早起源地，也是人类生命的摇篮。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人类以多种方式利用海洋，促进了全球文明进步。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航海时代的到来，海洋成为国际商品往来最重要的交通通道，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各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当今世界，全球大部分经济活动集中在沿海地区，很多大城市位于沿海地区，众多人口也居住在沿海地区。海洋又历来是国家的门户、安全的屏障和兵家必争之地，对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影响很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开发海洋的步伐明显加快。200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为人类向海洋进军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人口扩张、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突出，海洋资源利用的潜力更加引起重视，海洋的价值更为明显。例如，未完全探明的海底世界，蕴藏着大量生物、能源和矿产资源；海水的综合利用和淡化，有助于缓解沿海地区淡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海水中氢元素的提取和应用，可以为核聚变与燃料电池开发提供取之不尽的基础原料；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很可能成为继煤炭、油气之后的新一代能源；大洋多金属结核的勘探开发，将为增加全球接替战略资源开辟新的领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开拓和挖掘，可能是解决人类食品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深海生物基因的研发与利用，也有可能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物革命，等等。加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抉择。
（三）海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国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不仅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而且有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其中可管辖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的“海洋国土”；不仅有228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而且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个；在国际海底区域还拥有数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合核矿区；海洋考察的足迹达到南极、北极和几个大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目前，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的40％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0％以上，海洋运输量占全国对外贸易运输总量的90％；我国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有15个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亿吨，经济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同时，海洋水产品产量相当于全国肉禽蛋类总产量的1/4,海上石油资源量和天然气资源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3％和30％，海水淡化量和冷却水用量迅速增长。海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提高海洋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海洋事业处于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对海洋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站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用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观察与处理海洋问题，切实把海洋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海洋事业作为全社会的事业来办，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努力开创海洋工作新局面。
（一）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公民，应当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海洋的情况，树立“海洋国土”概念和现代海洋理念，结合实际为促进海洋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作为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习海洋知识，关心海洋事务，尊重海洋规律，掌握做好海洋工作的主动权。作为地方和部门，应当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海洋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研究和解决海洋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做好海洋工作提供管理和服务。作为新闻媒体，应当发挥好舆论的信息、教育和监督作用，以多种方式普及宣传海洋知识，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良好氛围。
（二）规范海洋开发秩序。应抓紧完善海域使用管理的法规，认真执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继续清理各类涉海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健全涉海行政审批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严禁违规审批、越权审批和重复审批，防止因海洋开发利用项目盲目重复建设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加强对围海填海、海砂开采和无居民海岛开发等活动的监管，规范海域养殖活动。提高海洋管理水平，规范海域使用秩序，保护合法用海行为，促进人与海洋和谐相处。
（三）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依法行政是海洋管理的重要方略。应根据我国海洋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国际法律法规，研究制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有效措施和具体办法。继续加强海洋执法，发挥好海监、海事、渔政、缉私、边防等力量的作用，加大对我国管辖海域开展巡航监视力度，有效监管各种海洋涉外活动，妥善处理侵害我国海洋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保护我国公民合法权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四）推进海洋领域国际合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推动海洋领域合作与发展，努力把我们的海洋建设成和平、和谐、安全的海洋。应继续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在海洋事务上的合作，推进在海洋合理开发、海洋生态环保、海洋减灾防灾、海洋综合管理等方面合作研究与交流，实施好有关国际合作项目，共同应对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