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是手工生产--大机器生产--自动化生产，这一演变历程有其历史必然性，下面就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必然性。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内在的矛盾。正是人类对满足需要的追求，以及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关系所形成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运动和发展。

人的需求是开放性的，不断的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要满足人的需求的发展就要求不断的克服自然对人的需要的否定（注意这种否定是为人的，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平衡也是为人，所以克服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不代表对自然只破坏不保护），但人的天然器官功能是有限的，仅凭人类的天然器官的功能是无法持续克服自然对人的需要的否定的。于是，人的天然器官功能的有限性同克服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的无限性的矛盾就产生了。如何摆脱天然器官功能的有限性呢？关键就在于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中，物质生产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手工生产的根本特点是工具的运动主要由人手操纵。在这种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就被人的天然器官所限制，因而发展的速度是极为缓慢的。为了解决人的需要与生产力低下的矛盾，大机器应运而生，代替了人手。以前由人手拿工具，后来就是大机器来控制工具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的天然器官--人手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随着大机器的发展，人的体力越来越难以胜任对大型机械的操纵，于是这种矛盾就催生了动力系统的革命，蒸汽机、电动机等应运而生，代替人成为了驱动机器的动力系统。

外部自然力对人天然器官操作功能和动力功能的替代，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大机器生产越来越普遍，机器越来越多，生产流程之间的衔接也越来越紧密，衔接时间的把握也要求越来越精准，人脑难以胜任这样的精确控制，必须有一种装置代替人脑对机器体系的控与管理的功能，这种装置在人类长期的实践中被创造出来，这就是电脑，生产力的形态也就此进入自动化生产形态。

在人的需要与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的矛盾中，生产力得以发展，手工生产--大机器生产--自动化生产的发展顺序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操作工具的功能，就不可能也没必要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动力功能，当这两种功能都被代替之后，用自然力代替人的管理控制功能的要求才能被提出。

这个问题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点相视。

人，打猎一最早用石头，后来发明了标枪，发明了弓箭；

耕种庄家，为了提高效率一发明了犁，等农具；

人，犁地老费劲，学会了饲养动物；

动物需要吃草，发明了拖拉机；

......

你说的工业化进程，也是这个样子。

总之，一切都是人的懒惰精神引起的发明创造。

19世纪后期，为何中国远洋帆船航运效率下降？

我是生活问道。

其实中国远洋贸易落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而是自古的生产和生活传统造成的。

中国从来都是农耕国家，受农耕文化影响，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天圆地方理论”，集中提现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守，合”。

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最鼎盛时期是在唐、宋、元三个朝代。大量的中国先进科技和生活用品如瓷器、丝织品、茶叶等被带出了本土，进入了中东乃至欧洲，成为了当地竞相追捧的奢侈品，同时也有大量的外国产品进入中国，促进了以华夏为中心的贸易圈。而这些贸易有两个特点：

一是中国长期做为世界贸易中心；

二是通过远洋进入中国，而不是中国向外寻求发展。

例如宋代，宋代军事力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整个宋朝时期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80％，看看这个数字就知道有多恐怖了。

而中国农耕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可以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即使适逢乱世，历代君王也都信奉“民以食为天”。对农耕的重视，大大促进了社会和谐和人口发展。

中国人骨子里是瞧不起做生意的人的。在封建社会，社会也有严格的阶级之分，第一位是读书人，第二位是务农，第三位是手艺工人，最后一位才是商人，所以有“士、农、工、商”一说。所以形成了非常奇怪的纽带，商人是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却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持有者。因此，社会中实际地位又相当高，所有的商人做到一定程度就会向仕途靠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让贸易的发展永远处于不愠不火的阶段。

中国对外远洋贸易最高峰发生在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的旨意，率领当时全球最庞大壮观的船队开始了全球远洋。前后七次的远洋出访，主要是做政治宣传，其次是贸易往来和军事力量的展示。

自郑和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远洋贸易就基本趋于缩小，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完全盛行了“闭关锁国”国策。关闭所有通商口岸，切断一切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后果对自给自足的大清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必须依靠外部市场才能存活的海洋国家就是灾难。

然后，1840年的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