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2.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是谁

12月13日，第四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在珠海开幕。本届大会由珠海市无人系统协会联合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兵工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科学院无人机中心、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3. 中国船舶行业协会会长

国产品牌。品牌崛起于山东滨州，始创于1994年，2000年成功改制，是国内一家集地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为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产品类别涵盖家居地毯、酒店工程地毯、商务办公楼地毯、船舶&汽车、航空地毯等领域。

4.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级别

说到10万吨以上排水量的舰船，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航母。目前世界上吨位最大的航母就是美国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满载排水量达到了10万吨。而且美国现在还在不断的建造这种吨位的航母，但是他们能够完成10万吨以上舰船建造的船厂只有一家，目前也在造航母。那么有小伙伴就好奇了，那么中国能造10万吨以上舰船的船厂有几家呢？

说到我们中国的造船厂，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大连造船厂了，这个造船厂的造船能力非常强，可以建造50万吨级别以上的船只，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就是在这里建造完成下水的，航母的吨位达到了6万吨。不过这对于大连造船厂来说根本不是一件难事。这个造船厂经常还会造一些民用的大型商船，其建造的吨位都在几十万吨，由此可见大连造船厂的造船能力。

但是中国能建造10万吨以上船只的造船厂可不止大连造船厂一家，到底有多少呢？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目前我们中国造船厂具备10万吨以上造船能力的船厂就达到了54家。抛开技术问题，理论上来说，我们具备同时建造54艘航母的能力。这是什么概念？假如现在是战争时期，国家急需大量的航母来作战，那么这54家造船厂就会同时开工，暂停手里一切其它订单，同时开始生产航母。不出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建造完成下水。在战争时期，时间就是生命，原本四年的建造周期可以直接缩短到两年。

54家造船厂同时造航母这个场面相当的壮观，也非常不可思议，就连美国也无法做到。但是我们中国却具备了这种能力，但是我们中国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战略需求，我们中国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想要称霸世界，我们讲究的是和平相处，和平发展。但是我们中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够随时亮剑！

除了这54家具备10万吨以上舰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外，还有30家能够建造30万吨级别的造船厂，这些造船厂都有着丰富的造船经验，一艘排水量30万级别的货船，中国只要一年就可以完成建造下水，这个速度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的，连美国也无法做到。很多西方国家还以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根本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厉害的造船能力，所以不论是在商船还是在军舰方面，我们都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校长就拿中国海军来举例，不论是船厂的造船能力还是战舰的数量，中国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并且现在中国还在以“下饺子”般的速度不断地扩大海军的规模。

校长总结一下，中国能造10万吨以上舰船的造船厂就有54家之多，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同时开工造航母，我们就能看到54艘航母同时建造的壮观场面。现在的中国已经在慢慢强大，我们牢记历史耻辱，势必要振兴中华，相信未来的祖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

5.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什么级别

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院长，哈尔滨工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邓三瑞同志，生于1929年10月19日，湖南宁远县人，汉族，1951年1月参加工作，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9月退休。

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造船科教研室主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黑龙江省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曾担任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三瑞在船海科教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长期从事船海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海军舰船研制工作，先后承担潜艇结构、潜艇设计学、系统工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船舶工程、海洋工程、系统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他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05年被授予哈尔滨工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他学术造诣精深，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的“教师应当是火花，应当是春风”思想影响至深，他的教学理念广受推崇。

作为优秀科学家，邓三瑞一生“为船、为海、为国防”，主持、参与了若干船海领域的“共和国第一”，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

1956年，他参与制定了全国科技十二年发展规划的潜艇规划；1958年，领导主持新中国第一艘试验潜艇的设计与研制；1959年，领导主持我国潜艇首次自行设计的技术设计工作，其后担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设计总体顾问，是我国潜艇事业的先行者。

20世纪70年代，他转入海军系统工程研究，著有《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等著作；1984年，被联合国聘为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专家，进行全球海军军备竞赛咨询研究。

他与人合著的《海军军备竞赛》一书1985年由联合国出版，为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受到联合国的赞誉，获得的报酬为哈船院购买大量原版的海军和船舶工业方面的专业书籍，余下的5000美元都悉数交给了学校；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辟了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方向，领导主持了我国第一台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是我国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开创者。

6. 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协会

      是央企，其全称是“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是国家环保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江苏省环保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具有环保设备及系统的设计、制造；环保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环保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销售和技术服务等完善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江苏省大的性、生产型的环保公司。

7.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8. 中国船舶协会历任会长

读音是“tì chuān liáng yī”。

笹川良一（Ryoichi Sasakawa），日本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30年代曾任“国粹大众党”总裁，有名的右翼首领。积极从事各种支持军国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1941年，笹川开办“南进协进事务所”，极力配合日本军阀侵略东南亚。战后，他经营赛艇、赛车，积蓄了巨额财富。他长期担任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曾是笹川和平财团、造船振兴财团等数十个团体的首脑。笹川主张“世界一家，人类皆兄弟”。他出资100多亿美元，开展医疗、教育、文化、赈灾等多项公益和慈善事业，在日本社会上的影响举足轻重。甲级战犯，1945年12月2日逮捕。

9.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

对口如下：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级、央企的造船行业

各省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省部级的造船企业和央企各省市的分支及各省市的船舶行业协会

市级市政府船舶办公室（一般叫市工业办或经济信息委员会之类）：市级造船企事业

10.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会长

船舶的总长和型长是有差别的，总长是船首到船尾的直线长型长是指辅识龙骨的长度，总长度大于型长度，型长一般有水下，总长度一般在主甲板上从侧看船首总比外型从水平面往上看，是否向上偏差长于水面部位，看辽宁，山东，两航母由为明鲜，

11.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

第一任：孙家鼐，任职时间：1898年7月—1899年7月

第二任：许景澄，任职时间：1899年7月—1900年7月

第三任：张百熙，任职时间：1902年1月—1904年2月

第四任：张亨嘉，任职时间：1904年2月—1906年2月

第五任：李家驹，任职时间：1906年2月—1907年7月

第六任：朱益藩 ， 任职时间： 1907年7月—1907年12月

第七任：刘廷琛 ，任职时间：1907年12月—1910年9月

第八任：柯劭愍 ，任职时间：1910年9月—1911年11月

第九任：劳乃宣，任职时间：1911年11月—1912年2月

第十任：严 复，任职时间：1912年5月—1912年10月

第十一任：何燏时，任职时间：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第十二任：胡仁源，任职时间：1914年1月—1916年12月

第十三任：蔡元培，任职时间：1916年12月—1927年8月

第十四任：蒋梦麟，任职时间：1930年12月—1945年9月

第十五任：胡 适，任职时间：1945年9月—1948年12月

第十六任：汤用彤，任职时间：1951年6月—1951年6月

第十七任：马寅初，任职时间：1951年6月—1960年3月

第十八任：陆 平，任职时间：1960年3月—1966年6月

第十九任：周培源，任职时间：1978年7月—1981年3月

第二十任：张龙翔，任职时间：1981年5月—1984年3月

第二十一任：丁石孙，任职时间：1984年3月—1989年8月

第二十二任：吴树青，任职时间：1989年8月—1996年8月

第二十三任：陈佳洱，任职时间：1996年8月—1999年11月

第二十四任：许智宏，任职时间：1999年11月—2008年11月

第二十五任：周其凤，任职时间：2008年11月—2013年3月

第二十六任：王恩哥，任职时间：2013年3月—2015年2月

第二十七任：林建华，任职时间：2015年2月—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