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业现状总结

造船指数是英国著名克拉克松统计公司对每年的世界造船业做出的统计资料，其统计的过程中既按照国家进行统计，也按照造船种类进行统计。对于按国家进行统计的过程中，三大重要指标是该国的造船完工量，心结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2. 我国造船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 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3. 中国造船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有，船厂估计要迎来行业上升期了，海运公司赚爆，后面就该轮到新船制造啦～

4. 我国修造船行业发展现状

前景不错，船舶通导类产品的特点之一是种类繁多，用户分布面广，对价格和服务要求高，而目前许多船舶导航领域产品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仍较低，市场空间尚未充分挖掘，因而本行业相关产品在下游造船业、航运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船舶通导设备的厂商和下游的客户企业存在紧密的关系。发展前景不错。

5. 中国造船行业现状

能去的。

船厂现在要的最多的就是船舶工程类的毕业生。今年黄埔到我们学校要了好多，英语六级过了的，直接就签协议。

船舶行业现状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相关技术的发展，现代船舶将更加智能，对船舶专业需求也逐渐增大，学好船舶技术，未来将大有可为。

船舶专业主要学习机械工程原理，计算机辅助制图，固体力学原理，材料力学原理，结构力学原理，流体力学原理，船舶工程原理，船舶设计方法，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船舶制图方法，船舶仿真原理，船舶结构分析，船舶推进技术，船舶运动方法，船舶建造原理等相关知识和内容。

6. 中国造船业现状总结论文

　一、《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列强之间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中国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辛丑条约》后，列强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和主宰地位，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国势日益艰难。1902年，清政府被迫开始了所谓“新政”，试图通过一些改革的举措，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迅速成长，竞相较量。梁启超就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的一位领军人物。

　　梁启超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从1904年梁启超思想、活动和著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错综纷杂的社会矛盾，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动荡多变的政局风云，使32岁的梁启超思想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政治变革的方式上，受到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与现代的、民主共和的与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相互交织渗透，思想上也时常矛盾。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5）当时，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书信就指出他“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6）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逐渐由交织模糊向清晰方向过渡，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

　　考察1904年梁启超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体制、革命问题、法制问题、民族民主、东西方文化、经济问题、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其中以宣扬国民意识的政论性内容最为突出。并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鼓吹和宣传这一思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的武士道》、《中国民族外竞史》（后改名《中国通史》，最后定名《国史稿》）等大量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便是其中之一。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物质文明的另一面，即精神方面的颓废。因此，他认为古代东方的文明乃是极其重要的，从而加以鼓吹。他写张骞、写班超、写郑和等都是有目的而发的。” （7）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适应时代发展而孕育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时以及后人均未重视该文，没能深究梁氏当时为何写该文，而且还撰写了张骞、班超、赵武灵王、梁道明、郑昭、叶来等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这些，仅仅是梁启超研究历史人物的随笔，还是另有深意？在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的趋势下，梁启超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事件。他在《致蒋观云（智由）先生书》中写道：“《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 （8）他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附《李牧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继之发表的著述之一。在他给蒋观云另一书信中，表明他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9）分析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均是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而灿烂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与《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研究的方法和撰写的风格，以及表述如出一辙。它们都以中西对比开篇，然后是人物介绍，再进行历史考证和评价，论述气势恢弘，满怀激情，皆喻为“国史之光”。从梁启超当时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著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外竞史”研究范畴所要涉及的，“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 （10）所以，笔者认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研究《民族外竞史》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成果，它紧密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予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特定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的曲折反映。

　　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理念

　　梁启超当时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目的是以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抒发爱国思想，进而向国人宣传其政治主张。从文中内容看，主要体现了梁氏当时的三种政治理念：

　　（一）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激发国民意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掀起了维新国民的思潮，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鼓噪民主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培育变革的力量，试图推动中国社会革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之道，首在培养国民的“公德”，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1）根据学者的专门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他对“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关注。他积极提倡进取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和竞争思想的新国民意识。（12）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他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赞扬 “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国民气象之伟大”。（13）目的是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创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国民奋发向上，拯救国家。美国学者约瑟夫 阿 勒文森认为该文体现了梁氏“自豪和勉励”的用意。（14）黄慧珍、薛君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中认为：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15）可见，梁启超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就是唤醒20世纪初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号召国民以郑和为榜样，继承和学习他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承担拯救积弱国家的责任，创造奇迹，立足于世界。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国民思潮”兴起的时代特征。

　　（二）宣扬开明专制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渗透了梁启超当时极力倡导和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在他的潜意识中明王朝能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清王朝为什么不能重振昔日雄风？中国当时只有实现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就能强国富民，创造新的伟大业绩。有学者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从前一时期拥护自由主义的立场退却下来，强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权，强调有机统一和秩序，甚至一度与‘开明专制’调情。” （16）1904年，清政府在行“新政”形势下提出“君主立宪”主张，当时中国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是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保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改造国家，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论战。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积极鼓吹中国和平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即君主立宪。他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不仅论述了立宪党和革命党的关系，而且表明了态度，并发表了《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续记俄国立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行性必然性，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宜民主共和制。为此，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分析明初中国能够建造大型宝船62艘，“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17）试图从郑和下西洋创造历史辉煌来证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正确性。1904年2月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白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大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18）他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篇注文中清楚表白：“（一）本篇因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所怀抱之意见也。……（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19）由此可见，梁启超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创造的结果，以此服务于他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7. 中国造船业现状总结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8. 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历程

对中国的舰船事业而言，杨槱院士就是这样一位发光发热、照亮后学的老前辈。1917年10月17日，祖籍江苏的杨槱诞生于北京，不久之后，年幼的杨槱随家人南迁广州。

杨槱为中国潜艇等舰船工业发展贡献巨大

广州商旅发达、帆桨云集，珠三角地区也是我国近代船舶工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这给少年杨槱带来了对船舶的最初的直观感受。

而同时，列强军舰横行、国人挣扎度日，青年杨槱便坚定了“学造我们自己的大船”的想法。

高中二年级时，杨槱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广东造船简史》。

曾经全世界造船业最发达地方在英国

完成高中学业的杨槱，1935年的秋天远渡重洋，来到了当时全世界造船业最发达的英国，进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求学深造。

1940年3月，杨槱以优异的成绩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杨槱毅然决定回到正值抗战中最艰难时刻的中国，在当时内地的最大造船厂——民生机器厂担任副工程师，同时在同济大学、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内迁）等校任教。

1944年11月，杨槱应邀赴美国学习考察造船业，并在费城海军船厂监造“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等舰船，掌握了美国造船业的第一手资料。

杨槱二战中监造美军航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气象一新，杨槱也迎来了事业的新时期，历任同济大学教授和造船系教授，大连造船厂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等职务。

198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名单揭晓，在造船业界仅有一人被增选为院士，他就是杨槱。

大半个世纪以来，他培养的学生在我国各大科研院所、造船厂、学校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成为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比如知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蛟龙”号总设计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

正是因为有了杨槱院士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千千万万造船人，我国舰船事业和海洋事业才日新月异、乘风破浪，从战舰都要去国外买，到新中国自行研制万吨轮船和导弹驱逐舰，再到航空母舰、大型驱逐舰、核潜艇、大型LNG船、油气平台、深潜器等无所不能

9. 中国造船业现状总结报告

如果能进外国船级社就好了，次一点去船厂做个厂检也不错，好好努力学习，不光要专升本还要考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