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散货船买卖平台

西米恩•帕里奥斯领导的干散货船(船型 船厂 买卖)公司收购了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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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造船企业简介

1.韩国现代重工：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造船企业。于1972年在朝鲜半岛东南端的蔚山市成立，该重工集团占地面积720万平方米，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造船效率，拥有干船坞9座，能按照船东要求建造各种尺寸和各种类型的船舶。2004年，造船销售额高达704亿元，是我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的35倍。

2.三星重工：现有职工2万人,年造大型船舶40艘,销售收入约40亿美元。

3. 大宇造船：年销售额约48亿美元，年生产能力40艘、250万载重吨，具有生产LNG船、大型油轮、集装箱船、散货船、成品油运输船、FPSO、豪华游轮等各种商船，以及大陆架和海上作业平台、海上工厂的能力。拥有世界上最大吨位100万吨的船坞和900吨的最大载重龙门吊，同时具有各类船舶的研发和设计能力。

4.现代尾浦造船：创建于1975年，以修船为主，后于1995年转向造船，1996年开始承接新船订单参与商船建造。亚洲金融危机后归属现代重工集团，名称改为现代尾浦造船公司。该公司擅长建造石化液体产品运输船、海底线缆及管道敷设船等。

5.现代三湖重工：坐落在三湖面三湖产业团地里的专门从事船舶建造和海洋建设的企业。作为单一的造船所，其船舶建造业绩位居世界第五。88万坪的地基上建有涂装工厂、干船坞、 大型组装工厂、Panel工厂、加工厂等。

6.三菱重工：日本公司，也是三菱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同时还是日本最大的军工生产企业。2003年自防卫厅接受的军工订货额为2800亿日元，居各家军工企业之首。2005年4月注册资本2656亿日元，拥有员工33464人，国外事务所联络处6处，分公司9个，研究所6个，国外关连公司53个，2005年销售额25907亿日元。

7.韩进重工：属于韩进集团，在釜山、蔚山、马山均设有造船厂。

8.STX造船：韩国著名的中型柴油机和造船设备专业生产公司，位于道庆省尚南道，该造船厂擅长于建造10万吨级以下的船舶，造船管理技术先进。

9.常石造船：创业于1917年，，是世界上造船数量第6位的造船公司。

10.大连造船重工：由大连造船厂整体改制而成立的，是我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控股的大型综合性造船企业，是我国最早建造 10 万吨以上大型船舶的船厂。

3. 散货船租赁

中远海运公司拥有77艘集装箱船，12艘散货船，2艘纸浆船，并分别予以出租。

4. 散货租船网

中国大型造船企业。始建于1865年。至1949年，共建造各种舰船884艘，并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成功地试制过飞机。有职工1.5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人。(占地面积77万平方米。大、小船台6座，干船坞3座。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基础和综合生产能力扎实，能够建造、修理各类舰船和承造成套机械设备。5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和第一条5000吨货轮，6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全部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70年代建成远望号为主的六艘大型远洋科学考察船，80年代开始迈入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领域。工厂在造船能力发展的同时，修船和非船产品生产也卓有成效，曾先后制成万吨水压机，承接中国最大的葛洲坝闸门、上海和北京大型天文台回转球顶、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关键设备等工程。

一、历史沿革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辛亥革命后，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在宣统二年至民国6年间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江南造船所在同一时期间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接近耶松船厂。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的首位。民国7～10年是江南造船所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为美国建造成4艘排水量万吨级的运输舰，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民国16年后，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江南造船所，一度进行局部带军事性扩建。民国19年冬，将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制造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后建成“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而民国10～15年的6年间只修理海军舰艇74艘，平均每年12艘次。当时的所长马德骥引进西方的一套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英人毛根独揽大权的局面。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本陆军侵占，日军把上海兵工厂（原制造局的另一部分）场地划入江南造船所，并强行圈占附近民地，使全所面积增达34.3万平方米，还把南京的3家民营小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并入所内，使江南造船所的场地和设备都有较大扩展。民国27年1月，移交日本海军管理，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同年3月，又由日本海军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办，改名“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新侵占的英联船厂所属的和丰船厂与瑞镕船厂划归江南造船所。改名“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管。民国35年至1949年5月间，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排水量2734吨。其间，电焊技术开始推广，民国35年成功地建成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排水量634吨的长江上游客轮“民铎”号。江南造船所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修理了厂房和增添了一批设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对江南造船所大肆破坏，所内的3座船坞闸门上半部及抽水间、内燃机厂、第二发电厂等被炸毁；1～8号仓库全部焚毁；机器厂、外钳厂、车床厂、电气厂等大部分被破坏。全所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减轻了国民党政权破坏工厂所造成的损失，取得斗争胜利，保住了工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接管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易名江南造船厂，进入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企业概况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镇时，购置民地70余亩，建成厂房并建筑泥船坞一座和沿江码头。至光绪十六年（1891年）时，工厂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和1个工程处的近代工业企业。全局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

光绪三十一年局坞分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泥船坞1座，长325英尺；机厂1所，共有大小厂屋98间；锅炉厂1所，有大小房屋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另有剪、钻、刨等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屋共100余间，厂内附属机器有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大小车床64台；水雷厂1所，有屋19间，因废置已久，后改为储料栈房；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上述资产共值规银77.3万两。

局坞分家后，原有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坞底木桩，添置水泵等设备。改建后的干船坞，坞身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宽60英尺，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的需要。民国5年（1916年），江南造船所继续将坞身拓长，使其总长为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民国7～10年，江南造船所承造4艘万吨级美国运输舰期间，新建大船台4座，每座打桩基地长396英尺，宽36英尺，桩深20英尺，可置500英尺长的万吨船舶；船台两旁新树起重架10座，每座吊重4吨；并陆续购买民地近4万平方米，所址比局坞分家时扩大1倍以上。民国13年，江南造船所开工新建第二座船坞，次年完工。新坞长502英尺，宽61英尺，深23英尺，装备最新式的电动抽水机5台。新坞建成后，即有1艘7700吨美国商船进坞修理，因使用电动机抽水，仅耗时45分钟，为原来抽水时间的1/10左右。不久，老坞也改装为电动机抽水。民国19年后，江南造船所决定开辟第三座船坞，次年动工，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先辟长375英尺，宽89.5英尺，深26英尺，于民国23年完工；第二期又将该坞加长、拓宽，至民国25年全部落成。新坞长647英尺，宽100英尺，深26英尺，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此外，还扩建了打铜厂，添建了一座海军码头。

民国27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江南造船所，将原炼钢厂和上海兵工厂（原江南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旧址，以及从老江边路到新江边路的工人居住区一并强行占为新址，使全所面积扩大到34.3万平方米。还把位于南市的三北、鸿昌、合兴等3家民资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搬到江南造船所。在日本侵占时期，所内生产设施略有扩建。计有；船体加工车间增添300吨水压机、移动式水压肋骨弯曲器；轮机部门添置长轴车床、搪床、滚齿机以及白合金轴瓦浇铸设施，动力设备部门增添200匹空气压缩机2台，新建氧气站1所。

民国35～36年，江南造船所新建成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和第二发电厂等，还修理了原有厂房69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撤退时，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肆破坏，所内主要生产厂房和3座船坞闸门被炸坏。1949年8月，又遭国民党飞机空袭，所内生产设施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上海解放后，江南造船所职工在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的艰苦环境下，进行边抢修、边生产，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修复3座船坞的闸门。自1953年起，江南造船厂结合老厂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造机、修船、造船、电气和锻工等车间。扩建后的船体加工车间，面积由1890平方米扩大到5637平方米，1956年3月完成。5、6号船台的加固接长工程于1955年6月完工，紧接着进行3号船台的改建，该工程于1956年4月完成。新建的修船车间占地面积10230平方米，高16米，跨度24米，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车间内设有装配、锅炉、修船、钳工等工区以及钢材库、工具库、辅助材料库、变压器间、透视设备存放室等，并装置4台行车，最大起吊能力30吨；还配有加工能力较大的三星轧车和500吨水压机等生产设施。

1959年9月，遵照一机部九局的指示，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新建露天总段建造区和总段运输设施，改建3、4、5号船台。

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是1956年编制的总体初步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工程项目，于1960年7月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车间建筑面积22176平方米，厂房由1个横跨和3个纵跨构成。为适应建造万吨级船舶的需要，江南厂于1959年对2号船台进行扩建。2号船台原长174米，宽22米，扩建时在船台顶端接长53.3米成水平段。1960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这里下水。为了试制需要，经六机部同意，于同年7月再次改造，滑道接长17米，下水设计负荷提高到2000吨。1976年，又将2号船台接长的水平段加建成斜坡段，为“远望”号主测量船建造创造了条件。

1977年，3号船坞的改扩建开始施工，经过5年的紧张施工和设备安装，于1982年底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扩建后的3号船坞长232.2米，宽40米，深11.6米，可容纳6万吨级船舶在坞内修理和建造，并配备1台150吨门式高架吊车。3号船坞的改扩建完成，标志着江南造船厂已拥有建造巴拿马型船舶的重要设施。1982年起，江南造船厂再次改扩建2号船台，经六机部同意，拆除3号船台，使2号船台的拓宽有了充分的场地。此外，还建立了长6～12米，宽1～3米，厚6～34毫米，重10吨以下的钢板流水线。这条钢板流水线连续上料、矫平、除锈、喷漆、烘干，直至出料。还陆续引进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二氧化碳气体保护高效焊接等机械，成为具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老厂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江南造船厂的规模逐渐扩大，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船体平面分段流水线。具有设计、建造、修理、改装8万吨以下的各种船舶和舰艇、以及制造压力容器、港口机械、大型钢结构等工业性产品的能力。

上海解放以后，工厂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断作出贡献。1953年建成大型内河客货轮“民众”号，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潜艇，195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5000吨沿海货船“和平28”号，1965年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70年代，成功地建造以“远望”号为主的三型6艘航天综合测量船、海洋调查船、远洋打捞救生船等特种工程船队，并成功地配合执行通讯卫星、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和南极考察等任务。改革开放后，工厂率先以批量承建出口船舶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先后为罗马尼亚、挪威、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建造了30多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舶130多万吨，并以优良的建造质量和船舶性能，受到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的好评。批量建造的6.5万吨散装货船，以“中国江南型”成为中国唯一列入伦敦租船市场标价系列的国际船型。为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建造的2艘该型船舶，因质量优异，船东改名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1994年12月交付使用的、集中国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最高水平于一身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3”号，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还成功建造了大型、先进的水面舰船、集装箱船、LPG液化石油气船、三用工作船、豪华型游艇、多用途船等多类船舶。

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84年中，江南造船所（厂）共建造各种舰船837艘，计30万吨。1949年上海解放至1995年底的46年中，共造船1100艘，计340万吨，是解放前84年造船总吨位的11倍。其中，1980～1995年的16年中，造船137艘，254.3万吨，是1949～1979年造船吨位的3.1倍。解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在修造船的同时，还为国家建造了1.2万吨水压机、宝钢2030轧机中难度大的设备、葛洲坝2号大型钢质船闸、秦皇岛码头第三期工程、上海2条越江隧道的掘进机、上海和北京天文台中国最大的回转球顶、上海市政建设投钢量近1万吨的内环线高架公路、当时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上海市政建设“三联供”U—GAS煤气气化炉，以及承建的1.65万立方米压力容器、上海体育场和上海大剧院的钢结构等重大工程项目，表明了企业在船舶制造和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工业性产品上都跨上了国际水平台阶。

1980年以来，共有多种产品先后50次获国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上海市的优质产品奖，其中“向阳红10”号、“远望”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7万吨货船“世沪”号、1.28万吨集装箱“海皇·绿玉”号、2.4万吨汽车滚装船“沃乐斯夫堡”号、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等获国家金质奖。企业也获得了“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优秀管理奖（金马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上海最佳工业企业形象”单位以及连续13年获得“全国思想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江南造船厂被列为国家100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改制成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金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中全任党委书记。

江南造船厂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中共江南造船所临时组织

孟亚人

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

1949.7～1949.10

江南海

总支委员会书记

1949.10～1949.11

孟亚人

临时党委书记

1949.11～1950.4

党委书记

1950.4～1951.6

黄涛

党委书记

1951.6～1956.4

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

郝少如

代理党委书记

1956.4～1956.12

黄涛

党委书记

1956.12～1957.1

党委第一书记

1957.1～1960.2

陶力

代理党委书记

1960.5～1960.8

张浪

党委书记

1961.2～1962.1

陈华锋

党委书记

1962.5～1966.6

张震春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6～1970.9

党委书记

1970.9～1975.4

黄星

党委书记

1975.4～1976.10

胡沛然

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人

1977.2～1977.3

党委书记

1977.3～1978.8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77.11～1978.8

张绍仪

党委书记

1978.8～1983.1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2.8～1983.7

刘哲

党委代书记（未到任）

1982.8～1983.6

王存琳

党委副书记

1983.6～1984.5

党委书记

1984.5～1987.5

王德宝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5.5～1986.12

滕一龙

党委书记

1988.2～1992.2

谢中全

党委书记

1992.2～

江南造船所

林惠平

副所长主持工作

1949.6～1950.3

代所长

1950.3～1951.4

曾国晟

所长

1951.4～1952.10

黄涛

军代表兼所长

1952.10～1953.12

江南造船厂

郑重

厂长

1953.12～1958.8

陶力

厂长

1958.8～1960.8

张心宜

代厂长

1960.6～1961.2

厂长

1961.2～1968.3

陈华锋

厂革命委员会召集人

1968.5～1970.8

江南造船厂

张震春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8～1975.4

黄星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4～1976.10

胡沛然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7.5～1978.8

张绍仪

厂长

1978.8～1980.10

胡传治

厂长

1980.10～1983.4

赵福生

代厂长

1983.7～1983.9

厂长

1983.9～1987.1

孟辉

厂长

1987.1～1993.1

陈金海

厂长

1993.1～

5. 散货船订单

有，青岛鹤顺船业有限公司举行7000吨成品油船和两艘9000吨多用途散货船开工仪式，年内鹤顺计划开建13条船，交付5条船，目前造船总量已达37100吨，产品已由单一的干货船发展为7000吨成品油船、9000吨多用途散货船等高技术含量船舶产品。

6. 散货船行情

造价大概在二个多亿。

由于船舶种类和性能的不同，其原材料用量、设备配套、技术复杂程度、施工安装、调试和试验难易程度等的差异，使船舶成本与价格均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讲，杂货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03-1.05倍，散货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10-1.12倍，多用途货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25-1.28倍，集装箱货舱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23-3.30倍，滚装／吊装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2.49-2.58倍，油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20-1.22倍，成品油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1.31-1.33倍，化学品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2.74-2.87倍，LPG船的造价是干货船的3.32-3.38倍。

7. 散货船买卖平台有哪些

        波罗的海指数可以在www.chineseshipping.com.cn中华航运网查询！

        它是上海航交所的下属网站1.fbx是波罗的海货运指数(Freight Index，简称FBX）是由伦敦航运市场每天向世界公布.它是一个综合指数，由世界传统的12条主要干散货船航线的运价组成。

8. 散货船买卖平台哪个好

大集团不错，位，中国船级社、日本船级社和法国船级社等多家船级社技术委员会委员，多家海事高校校企合作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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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船舶管理业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积累，船舶管理和船员派遣船舶超150艘，管理船员2500余名。2018年在中国航海日活动中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船舶管理公司”。

集团在新加坡设立了专业干散货租船经营平台（SEACON ENTERPRISE PTE. LTD），目前共拥有和控制长期和短期船舶30-70余艘，其中自有船总运力达220万载重吨，年总货运量6,000万吨。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持。2019年下半年，公司投资建造的两条64K，一条82K散货船已陆续交付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洲际船队的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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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意，三国时期的抢滩登陆，直接给曹魏来个釜底抽薪，那么吴国一统天下岂不美哉？

但是，诸位脑子都能想到的事儿，东吴孙仲谋底下那么多大脑袋瓜岂能想不到？他们老早就打起了从海上进攻曹魏的计划。

东吴的海上力量自然不在话下，中国自秦始皇时期海上行船能力就已经很不错了，要不然他岂能那么放心的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东渡？到三国时期，中国沿海的海路贸易已经具备一定的繁荣，科技上对海船的制造也越来越熟稔；试想连小小日本的邪马台都能不断派人与魏国不断交流，那么以水军见长的吴国怎么可能差到哪儿去。

真实历史上的吴国水军其实相当强大，不仅已经应用了水密隔舱技术，甚至已经拥有了“海军”的构成。根据三国时吴国人康泰著的《吴时外国传》，吴国的七帆船甚至可以顺风开到“大秦”去，他与朱应更是受东吴派遣，坐海船前往了扶南（古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与南海诸国交通往来。

而且东吴还有超越汉武帝时“三层楼船”的“五层楼船”，当年吴主孙权更是造有“飞云”、“盖海”、“长安”等楼船大舰，光“长安”一艘船就能“载坐直之士三千人”，相当有名。按《三国志》记载，赤壁大战后，周瑜将曹仁围在南郡，又分兵激战于夷陵，抢夺了曹军300匹军马，就是通过船运走的。

那么东吴利用了海上优势进攻曹魏了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声势相当浩大，战略相当明确。东吴一方面派遣战船寻访台湾、日本，期望能抓取更多的人口，一方面与辽东的公孙渊势力相联合，寻求共同破曹的良机。

但是很可惜的是，孙权的大略几乎全部失败了，海上行船的艰险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能力，东吴消耗了大量的兵员和财物却几乎一无所得，辽东势力也选择了与曹魏结盟。而寻访台湾、日本的舰队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反倒损兵折将，仅仅在夷洲取得了“掠土人数千”的战绩。

黄龙初年时，孙权就已经准备派舰队出海寻找海外的岛屿，以求能掳得人口补充东吴的弱势。三国时期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中国人口数量骤减，因此孙权把快速充实国家的主意打到了海外，但此举受到了陆逊、全琮的反对：“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可以说这段文字完全叙述了孙权海上战略的问题。

孙权没有接受二人的反对，仍然于黄龙二年派出了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寻找亶州、夷洲。这次出航开始还顺利，他们跑到了夷洲（今台湾），在那里俘虏了数千土著居民。但随后往东寻找亶洲（日本）的旅途却是场死亡之旅，不仅没有到达日本，反倒“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简直是入不敷出。黄龙三年，这支舰队返程后，孙权气急败坏的将卫温和诸葛直“违诏无功、下狱诛杀”了。

不过这似乎不能说明东吴没有真的到达日本，日本在同时代可以说掀起了一股“东吴风”，留下了不少来自东吴的文物，今天的和服都被称为“吴服”，东吴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我们只能说，因为当时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导致孙权断绝了海外扩张或掳掠人口壮大自己的心思，因为这太不现实了，也不可能靠海外掳掠人口来扭转自己与曹魏的人口差别。

收敛了不切实际野心后的孙权，采取了更务实的思路面对问题，他开始继续通过海路的合纵连横来对付曹魏，东吴的舰队开始从江浙地区往北面扩张。可能因为当时的东吴确实在海上形成了称霸的局面，本来与孙家有斩使之仇的辽东公孙政权向孙权表达了结盟的善意，因此两家关系迅速回暖，东吴的航船也屡屡从曹魏的地盘突破到辽东。

按照《三国志·公孙度转》注引《魏略》的说法，东吴的海船是“越渡大海,多持货物,逛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简直是令曹魏不能忍也。

这边孙权也没闲着，在通过行商式的运行后，熟悉航线和沿岸态势的东吴又开始了大动作，孙权这次派出了周贺、裴潜率军通辽，舰队“浮舟数百”，相当下血本了。

嘿，你听听这名字，“赔钱”，不用说，老孙家又完了。魏国的汝南太守田豫这会儿正率着青州的兵马在暴打公孙渊，这田豫是谁？他早年跟刘备，后跟着公孙瓒，之后又跟着曹丞相打乌丸、破鲜卑，能让轲比能吐血的三国名将，智勇双全的牛人。

田豫一得知东吴的舰队来袭，立马来劲了，魏明帝让他撤军，他说这怕个鸟，吴人开船跑这么远总要回去的，到秋天会刮大风不利于行船，风高浪急他们肯定得找地方靠岸，呵呵！那咱就先找个好靠岸的地方埋伏起来。

田豫很老练的判断出东吴舰队会在成山靠岸，他让部队先在这里设下了埋伏，等到9月份，东吴的舰队浪够开始返航，果不其然他们遭遇了大风，许多船只纷纷触礁。余下的船只在成山靠岸，全成了魏军的刀下之鬼，连主将周贺都给斩了。

孙权差点吐血三升，本来有个大好的开头，却还没开始就又失败了。不甘心的他当然不会放弃勾连辽东这么好的机会，遂在嘉禾二年三月又新组了一支舰队出海。孙权偏执的拒绝了张昭等人的反对，让舰队带上了九锡、珍宝和使者，要封公孙渊做燕王。张昭说：“对公孙渊这人岂能当真？他也不配这么高的待遇呀，只需要派几百人去送个帖子给点好处就够了，他如果跟着魏国跑了，那咱吴国的使者危险不说，脸往哪放啊？”

结果孙权不仅不听，连剑都拔了，气得张昭称病不再上朝。孙权说你不上朝好啊，干脆拿土把他家门堵了，张昭一看大怒，更加对着干，自己在里面也搞土封起了门。

总之一场闹剧过后，孙权的第二次通辽舰队还是起航了，他们耗时三个月到达了旅顺。结果正如张昭所说，公孙渊不仅翻脸了，而且还斩杀了全部的吴军使节及将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统统被砍了脑袋，船货和士卒被辽东军掳掠一空，被斩首的都有三百级，可谓全军覆没，那损失可比曹操的赤壁之战惨。之后公孙渊将东吴使节的人头送到洛阳，美滋滋的得了个曹魏的“乐浪公”封号。

此事搞得六十岁的孙权面如死灰，差点亲自带舰队出去找公孙渊拼个你死我活，被陆逊等人死死的劝住才作罢。之后他向张昭道了歉，又折腾了许久才平息这段败仗。再加上高句丽意外的进贡，这令孙权总算是心里能好受点。高句丽进贡了80匹马，装在船上运到了东吴，而孙权以皇帝身份册封了高句丽之王位宫为“单于”。

很快这个位宫又狠狠铲了孙权一巴掌，本来第一次与高句丽的外交就不情不愿刀光血影，第二次高句丽人直接二话没说将东吴使节剁了，脑袋送到幽州表功。

赤乌元年时（东吴年号换的忒勤），因为司马懿疯狂攻辽，憋不住的“乐浪公”公孙渊又舔着脸找东吴这“唯一外援”帮忙，吃了几次亏的孙权本想砍死公孙渊的使者，但他在权衡之下，依然决定与辽东结盟抗曹，很快便再次调动了舰队大军，准备跨海去帮助辽东对付魏国。

不过曹魏对此事看的相当透彻，魏明帝问臣下：“这孙权来帮辽东怎么办？司马懿会不会因为前后夹击被人搞死”。蒋济说：“连子弟发生危险都不动弹的人，怎可能会真的去帮再三羞辱过他的人呢？只是骗公孙渊的计谋罢了”。

孙权干了件什么事儿呢？他答应公孙渊答应的好好的，却只做样子，舰队动都没动，看着公孙渊被司马懿一下下捏死，一直等到司马懿打完辽东撤军，东吴的舰队这才跑出去捡便宜。再加上魏明帝这时候死了，魏国内部一派鸡飞狗跳，司马氏也急于干一些自保加夺权的勾当，东吴的趁火打劫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在。

首先遭殃的是旅顺口的牧羊城，吴军突然登岸，魏军留守的军队猝不及防，与吴军大战几合后不敌，让吴军上岸后很是掳掠了一番，拖走了大量人口。

令吴军始料不及的是，北方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战斗，早就成为一片生灵涂炭的土地。不仅刮不出财富，残余的民众也是十不存一，所到之处尽是荒凉。再加上吴军与曹军的大战，人民纷纷逃难而去，哪里还值得打？曹丞相所说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现实写照。

而且三国的军队存在很严重的行军问题，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带根本无法完成登陆后的长距离作战，这就注定了东吴的舰船只能是骚扰下沿海的地方，同时还得担心气候及沿岸驻军的打击，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在海上战略失败后，孙权很现实的绝了这种心思，毕竟海上行动投出去的钱力是巨大的，有公孙渊在，他们还能通过辽东购置马匹、奴隶，甚至以海贸来富强自身。但辽东和高句丽两条路破灭后，即便能对这些地区存在沿岸控制，吴军也丧失了其海权能带来的利益。

之后孙权将力量用在了对安徽一线的突破上，他不仅亲征了合肥，还派诸葛恪攻打了六安，但最终都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