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

中国船级社（CCS）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重庆分社是CCS直属分社，负责重庆地区的船舶及西南地区的船用产品检验等业务

中国船级社是交通部直属事业单位，前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是国内唯一一家A类船舶检验机构，是国际船级社协会十家会员之一，业务网点遍及中国和世界各大港口

2. 中国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是央企。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和2000多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科研开发力量强大。信息化管理手段先进。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子公司，2012年重组而成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五大造船中心之一。公司是既造军用船舶、民用船舶，又造大马力船用柴油机和大型钢综合型企业集团。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主要生产区域分布在上海东部的黄浦江两岸，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码头岸线2800米；拥有360X92米大型干船坞1座，700吨龙门吊2台，12万吨级浮船坞、12万吨级和7万吨级船台各1座，2万吨级以下船台3座。

3. 中国造船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简称中船保)，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中国船级社以前叫中国船舶检验局，是第三方服务机构，为船东或船舶保险提供技术服务和资质证明。每条船舶都要入保险，这时候就必须要有该船的检验证明。船级社就是出这个证明的。还有港口国检查的时候，船级社要出具检查证明文件，如果不合格，船舶将滞留，后续会有很多的麻烦事。因此，船级社提供的技术服务是很有必要的。

4. 中国造船总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是中国资历最老，实力最强的船舶集团。后来又分为南方集团和北方集团。北方集团即江南电竞网站官网入口网址 ，南方集团就是现在的中船集团。中船的船厂主要在上海和广州。上海的有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上海江南长兴、上海船厂，广州的有广船国际、中船龙穴、中船文冲、中船黄埔、广州中船远航，还有江苏江阴澄西、广西中船桂江、西江。

5. 中国造船业中心

根据英国克拉克森研究中心公布的全球造船业最新统计数字，中国2005年承接的船舶订单有700万修正吨，以单一国家计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造船国。

　　克拉克森国际交通运输研究中心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交通研究机构。

  它此次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韩国、欧盟、中国和日本排在世界造船业的前四位。韩国造船厂在2005年接获的船舶订单总计1450万修正吨，欧盟为850万修正吨，日本为620万修正吨。

6.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官网

中国船级社作为交通部直属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是国家的船舶技术检验机构，是中国唯一从事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业机构，是国际船级社协会10家正式会员之一。

7. 中国造船工业部

中国大型造船企业。始建于1865年。至1949年，共建造各种舰船884艘，并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成功地试制过飞机。有职工1.5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人。(占地面积77万平方米。大、小船台6座，干船坞3座。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基础和综合生产能力扎实，能够建造、修理各类舰船和承造成套机械设备。5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和第一条5000吨货轮，6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全部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70年代建成远望号为主的六艘大型远洋科学考察船，80年代开始迈入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领域。工厂在造船能力发展的同时，修船和非船产品生产也卓有成效，曾先后制成万吨水压机，承接中国最大的葛洲坝闸门、上海和北京大型天文台回转球顶、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关键设备等工程。

一、历史沿革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辛亥革命后，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在宣统二年至民国6年间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江南造船所在同一时期间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接近耶松船厂。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的首位。民国7～10年是江南造船所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为美国建造成4艘排水量万吨级的运输舰，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民国16年后，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江南造船所，一度进行局部带军事性扩建。民国19年冬，将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制造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后建成“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而民国10～15年的6年间只修理海军舰艇74艘，平均每年12艘次。当时的所长马德骥引进西方的一套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英人毛根独揽大权的局面。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本陆军侵占，日军把上海兵工厂（原制造局的另一部分）场地划入江南造船所，并强行圈占附近民地，使全所面积增达34.3万平方米，还把南京的3家民营小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并入所内，使江南造船所的场地和设备都有较大扩展。民国27年1月，移交日本海军管理，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同年3月，又由日本海军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办，改名“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新侵占的英联船厂所属的和丰船厂与瑞镕船厂划归江南造船所。改名“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管。民国35年至1949年5月间，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排水量2734吨。其间，电焊技术开始推广，民国35年成功地建成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排水量634吨的长江上游客轮“民铎”号。江南造船所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修理了厂房和增添了一批设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对江南造船所大肆破坏，所内的3座船坞闸门上半部及抽水间、内燃机厂、第二发电厂等被炸毁；1～8号仓库全部焚毁；机器厂、外钳厂、车床厂、电气厂等大部分被破坏。全所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减轻了国民党政权破坏工厂所造成的损失，取得斗争胜利，保住了工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接管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易名江南造船厂，进入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企业概况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镇时，购置民地70余亩，建成厂房并建筑泥船坞一座和沿江码头。至光绪十六年（1891年）时，工厂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和1个工程处的近代工业企业。全局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

光绪三十一年局坞分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泥船坞1座，长325英尺；机厂1所，共有大小厂屋98间；锅炉厂1所，有大小房屋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另有剪、钻、刨等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屋共100余间，厂内附属机器有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大小车床64台；水雷厂1所，有屋19间，因废置已久，后改为储料栈房；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上述资产共值规银77.3万两。

局坞分家后，原有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坞底木桩，添置水泵等设备。改建后的干船坞，坞身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宽60英尺，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的需要。民国5年（1916年），江南造船所继续将坞身拓长，使其总长为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民国7～10年，江南造船所承造4艘万吨级美国运输舰期间，新建大船台4座，每座打桩基地长396英尺，宽36英尺，桩深20英尺，可置500英尺长的万吨船舶；船台两旁新树起重架10座，每座吊重4吨；并陆续购买民地近4万平方米，所址比局坞分家时扩大1倍以上。民国13年，江南造船所开工新建第二座船坞，次年完工。新坞长502英尺，宽61英尺，深23英尺，装备最新式的电动抽水机5台。新坞建成后，即有1艘7700吨美国商船进坞修理，因使用电动机抽水，仅耗时45分钟，为原来抽水时间的1/10左右。不久，老坞也改装为电动机抽水。民国19年后，江南造船所决定开辟第三座船坞，次年动工，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先辟长375英尺，宽89.5英尺，深26英尺，于民国23年完工；第二期又将该坞加长、拓宽，至民国25年全部落成。新坞长647英尺，宽100英尺，深26英尺，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此外，还扩建了打铜厂，添建了一座海军码头。

民国27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江南造船所，将原炼钢厂和上海兵工厂（原江南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旧址，以及从老江边路到新江边路的工人居住区一并强行占为新址，使全所面积扩大到34.3万平方米。还把位于南市的三北、鸿昌、合兴等3家民资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搬到江南造船所。在日本侵占时期，所内生产设施略有扩建。计有；船体加工车间增添300吨水压机、移动式水压肋骨弯曲器；轮机部门添置长轴车床、搪床、滚齿机以及白合金轴瓦浇铸设施，动力设备部门增添200匹空气压缩机2台，新建氧气站1所。

民国35～36年，江南造船所新建成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和第二发电厂等，还修理了原有厂房69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撤退时，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肆破坏，所内主要生产厂房和3座船坞闸门被炸坏。1949年8月，又遭国民党飞机空袭，所内生产设施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上海解放后，江南造船所职工在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的艰苦环境下，进行边抢修、边生产，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修复3座船坞的闸门。自1953年起，江南造船厂结合老厂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造机、修船、造船、电气和锻工等车间。扩建后的船体加工车间，面积由1890平方米扩大到5637平方米，1956年3月完成。5、6号船台的加固接长工程于1955年6月完工，紧接着进行3号船台的改建，该工程于1956年4月完成。新建的修船车间占地面积10230平方米，高16米，跨度24米，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车间内设有装配、锅炉、修船、钳工等工区以及钢材库、工具库、辅助材料库、变压器间、透视设备存放室等，并装置4台行车，最大起吊能力30吨；还配有加工能力较大的三星轧车和500吨水压机等生产设施。

1959年9月，遵照一机部九局的指示，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新建露天总段建造区和总段运输设施，改建3、4、5号船台。

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是1956年编制的总体初步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工程项目，于1960年7月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车间建筑面积22176平方米，厂房由1个横跨和3个纵跨构成。为适应建造万吨级船舶的需要，江南厂于1959年对2号船台进行扩建。2号船台原长174米，宽22米，扩建时在船台顶端接长53.3米成水平段。1960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这里下水。为了试制需要，经六机部同意，于同年7月再次改造，滑道接长17米，下水设计负荷提高到2000吨。1976年，又将2号船台接长的水平段加建成斜坡段，为“远望”号主测量船建造创造了条件。

1977年，3号船坞的改扩建开始施工，经过5年的紧张施工和设备安装，于1982年底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扩建后的3号船坞长232.2米，宽40米，深11.6米，可容纳6万吨级船舶在坞内修理和建造，并配备1台150吨门式高架吊车。3号船坞的改扩建完成，标志着江南造船厂已拥有建造巴拿马型船舶的重要设施。1982年起，江南造船厂再次改扩建2号船台，经六机部同意，拆除3号船台，使2号船台的拓宽有了充分的场地。此外，还建立了长6～12米，宽1～3米，厚6～34毫米，重10吨以下的钢板流水线。这条钢板流水线连续上料、矫平、除锈、喷漆、烘干，直至出料。还陆续引进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二氧化碳气体保护高效焊接等机械，成为具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老厂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江南造船厂的规模逐渐扩大，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船体平面分段流水线。具有设计、建造、修理、改装8万吨以下的各种船舶和舰艇、以及制造压力容器、港口机械、大型钢结构等工业性产品的能力。

上海解放以后，工厂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断作出贡献。1953年建成大型内河客货轮“民众”号，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潜艇，195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5000吨沿海货船“和平28”号，1965年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70年代，成功地建造以“远望”号为主的三型6艘航天综合测量船、海洋调查船、远洋打捞救生船等特种工程船队，并成功地配合执行通讯卫星、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和南极考察等任务。改革开放后，工厂率先以批量承建出口船舶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先后为罗马尼亚、挪威、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建造了30多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舶130多万吨，并以优良的建造质量和船舶性能，受到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的好评。批量建造的6.5万吨散装货船，以“中国江南型”成为中国唯一列入伦敦租船市场标价系列的国际船型。为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建造的2艘该型船舶，因质量优异，船东改名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1994年12月交付使用的、集中国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最高水平于一身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3”号，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还成功建造了大型、先进的水面舰船、集装箱船、LPG液化石油气船、三用工作船、豪华型游艇、多用途船等多类船舶。

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84年中，江南造船所（厂）共建造各种舰船837艘，计30万吨。1949年上海解放至1995年底的46年中，共造船1100艘，计340万吨，是解放前84年造船总吨位的11倍。其中，1980～1995年的16年中，造船137艘，254.3万吨，是1949～1979年造船吨位的3.1倍。解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在修造船的同时，还为国家建造了1.2万吨水压机、宝钢2030轧机中难度大的设备、葛洲坝2号大型钢质船闸、秦皇岛码头第三期工程、上海2条越江隧道的掘进机、上海和北京天文台中国最大的回转球顶、上海市政建设投钢量近1万吨的内环线高架公路、当时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上海市政建设“三联供”U—GAS煤气气化炉，以及承建的1.65万立方米压力容器、上海体育场和上海大剧院的钢结构等重大工程项目，表明了企业在船舶制造和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工业性产品上都跨上了国际水平台阶。

1980年以来，共有多种产品先后50次获国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上海市的优质产品奖，其中“向阳红10”号、“远望”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7万吨货船“世沪”号、1.28万吨集装箱“海皇·绿玉”号、2.4万吨汽车滚装船“沃乐斯夫堡”号、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等获国家金质奖。企业也获得了“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优秀管理奖（金马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上海最佳工业企业形象”单位以及连续13年获得“全国思想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江南造船厂被列为国家100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改制成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金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中全任党委书记。

江南造船厂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中共江南造船所临时组织

孟亚人

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

1949.7～1949.10

江南海

总支委员会书记

1949.10～1949.11

孟亚人

临时党委书记

1949.11～1950.4

党委书记

1950.4～1951.6

黄涛

党委书记

1951.6～1956.4

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

郝少如

代理党委书记

1956.4～1956.12

黄涛

党委书记

1956.12～1957.1

党委第一书记

1957.1～1960.2

陶力

代理党委书记

1960.5～1960.8

张浪

党委书记

1961.2～1962.1

陈华锋

党委书记

1962.5～1966.6

张震春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6～1970.9

党委书记

1970.9～1975.4

黄星

党委书记

1975.4～1976.10

胡沛然

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人

1977.2～1977.3

党委书记

1977.3～1978.8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77.11～1978.8

张绍仪

党委书记

1978.8～1983.1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2.8～1983.7

刘哲

党委代书记（未到任）

1982.8～1983.6

王存琳

党委副书记

1983.6～1984.5

党委书记

1984.5～1987.5

王德宝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5.5～1986.12

滕一龙

党委书记

1988.2～1992.2

谢中全

党委书记

1992.2～

江南造船所

林惠平

副所长主持工作

1949.6～1950.3

代所长

1950.3～1951.4

曾国晟

所长

1951.4～1952.10

黄涛

军代表兼所长

1952.10～1953.12

江南造船厂

郑重

厂长

1953.12～1958.8

陶力

厂长

1958.8～1960.8

张心宜

代厂长

1960.6～1961.2

厂长

1961.2～1968.3

陈华锋

厂革命委员会召集人

1968.5～1970.8

江南造船厂

张震春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8～1975.4

黄星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4～1976.10

胡沛然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7.5～1978.8

张绍仪

厂长

1978.8～1980.10

胡传治

厂长

1980.10～1983.4

赵福生

代厂长

1983.7～1983.9

厂长

1983.9～1987.1

孟辉

厂长

1987.1～1993.1

陈金海

厂长

1993.1～

8.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会长

由于船舶维修时间长，因此船家在修理的半年前就要提前下单，而且维修价格很高，只是小型维修或常规保养就需要10万美元，像脱硫塔改装一般需要几百万美元，2021年船舶修理带来丰厚的利润，统计显示，同比增长7%，修船产值198.9亿元，同比增长22.9%，非常适合投入。

9.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货物漂洋过海抵达目的港后却无人提货，致使集装箱长期滞港，产生高额费用；国内造船厂接受不利格式合同，导致仲裁失利；万吨巨轮触碰码头，船企面临巨额赔偿……随着海洋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程度加深，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国际航运贸易中隐藏的各种法律风险浮出水面。近日，宁波海事法院对外发布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审判状况白皮书，“手把手”教你防范国际航运风险。

目的港无人提货 索20余万滞箱费

2013年10月，浙江慈溪的卓力电器公司要出口一批电熨斗，委托浙江外运有限公司宁波明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外运明州分公司”）向马士基航运公司订舱。

马士基公司的提单显示，托运人为卓力电器，收货人为法格公司，起运港为宁波，卸货港为巴塞罗那，1个40尺集装箱，运费到付。

同年11月19日，货物到达目的港卸货，法格公司却因破产迟迟无人提货，货物在目的港产生了高额的滞箱费。

根据马士基公司在网站公布的费用标准，截至2014年10月29日，一个40尺集装箱滞箱费为30104欧元（按照当时欧元对人民币汇率1：7.6474计算，折合人民币20余万元）。

马士基公司为此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卓力公司等被告支付滞箱费和运费等相关费用。

宁波海事法院判决认为，涉案货物到港后，卓力电器公司确认其于同年12月初即知晓收货人法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无法提货，虽然其随即询问原告货物退运及费用事宜未得到答复，但其作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理应持续关注货物在目的港现状及后续处理事宜，及时对到港货物作出处理指示，避免在目的港产生高额费用。在本案中马士基公司对较高目的港费用的产生也存在过错。马士基公司在货物到港无人提货约3个月后才通知相关方，在托运人一直未能给出货物处理指示时，亦未采取有效减损措施，如将货物转移至仓储费用较低的仓库等，对此亦存在过错。为此，卓力电器和外运明州分公司承担运费，折合人民币16690元；卓力电器还要支付滞箱费人民币5万元。

■法官说法

受国际经济形势不振的影响，国外买方有的倒闭，有的希望通过拖延压低货价，有的货物到港时被海关查验扣留，有的买方事先发现货物有质量问题等，都会造成集装箱货物长期滞港，产生大量费用。

当前因货物长期滞留港口无人提货，航运公司向托运人索赔港口堆存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纠纷呈多发态势。在审理中还发现，南亚一些国家的买方在贸易之初即存在不良企图，通过长期不提货的方法造成海关拍卖货物，以便低价收购，给国内出口方带来损失。

为此，外贸单位在与国外买方订立销售合同时，尽可能采用CIF条款并使用信用证结汇，要求签发指示提单。这些措施的好处在于，即使买方想违约不要货物，卖方也可以直接在信用证下收取货款。

当收货人不提货的情况发生时，托运人应及早采取处置措施，防止目的港费用进一步增加，必要时需早下决心通知承运人弃货。作为承运人，须及时向托运人或其货运代理人通知无人提货的情况，提示费用增加的风险并征询对货物的处理意见；如果收货方无反馈，也需依法对货物进行妥善处置，切实尽到减损义务。

接受不利合同 仲裁失利被强制执行

2007年，芬佳德航运公司与宁波工艺品公司、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签订造船合同。约定分五期支付货款，第五期款项在船只交付验收后，支付剩余的20%；买方在船只交付和验收之日前作出的所有付款应作为预付款，如合同被买方根据约定撤销或取消，应在三个银行营业日内以美元向买方退还其在本合同下已支付的所有款项总额以及相应利息；卖方须向买方提供涵盖合同第一期至第四期分期付款的不可撤销的还款保函；买方应在卖方船厂交付规格书中规定的包括主发动机在内的物品；若产生争议，双方应根据英格兰法律在英国伦敦仲裁解决。

协议签订后，因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未能如期交付船舶，芬佳德公司于2011年5月取消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在伦敦启动了仲裁程序，请求裁定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退还各期付款及其利息，并承担相应的合同利息、复利及其成本。

2013年7月，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宁波工艺品公司和浙江航畅船舶制造公司应支付金额为27907921.90美元及年利率为6%的利息。

因两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芬佳德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承认并强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本案仲裁裁决符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对芬佳德公司的申请，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近年来，缔约地位不平等导致国内造船方在解决纠纷环节处于被动地位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多数涉外船舶合同会订有仲裁条款，多有约定任何产生于造船合同解释和履行中的争议均应根据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条例在伦敦仲裁，并适用英国法律。涉外船舶建造合同多数采用全英文的日本、挪威或BIMCO（波罗的海航运公会）的造船标准合同范本。而国内造船厂对合同范本研究不多，对外国仲裁或诉讼程序了解不够、缺乏经验。

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申请承认与执行涉外海事仲裁裁决案件13件，总体呈上升趋势，当事人选择的仲裁机构均为英国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其中10件案件涉及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仲裁裁决无一例外均是国内造船方败诉，而仲裁裁决的效力也得到裁定确认。

本案是目前国内造船方在涉外船舶建造、买卖合同履行纠纷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两被申请人败诉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接受了载有诸多不利条款的格式合同。具体表现在：（1）约定的付款周期过长，最后一笔船款的比例过大且在船舶交付验收后才能支付，若双方对所交付的船舶发生争议，国内造船方很可能无法收回余款；（2）预付款及还款保函方面的约定加重了卖方的责任，且缺乏相应制约买方该项权利的限制性条款，一旦发生争议，卖方立即处于被动地位；（3）约定买方有单方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并在发生合同中所约定的迟延情形出现时，若卖方未在3天内通知买方，则其无权取得相应延期。由于卖方并未在发生合同所约定的迟延情形出现时及时通知买方，致使其未就该迟延得到延期，最终因在经修订的最后交船日期未交付船舶，买方单方通知其解除合同；（4）约定买方应在卖方船厂交付规格书中规定的包括主发动机在内的物品，而未对买方所提供的船舶主要配件的规格、所应达到的品质以及若买方提供的物品发生质量问题应如何处理进行详细约定。仲裁庭认为船舶未能交付的主要原因是船舶尚未准备好交付且导致主发动机产生问题的原因尚未确定，最终判令本案两被申请人败诉。

为此，造船企业尤其是船舶行业协会，应组织相关专家深入研究国际上常用的船舶建造合同范本，积极培养商务、法律专业人才和谈判专家。一方面尽可能让造船企业在格式合同可予商洽的前提下，争取订入有利条款而删除不利条款。另一方面严格规范合同订立的整体环节，不仅要关注船舶造价、船舶技术要求等基本条款，也要确保造船期限的延展、违约事由认定等足以影响合同履行的重要条款的明确可行，同时还要关注违约处理条款是否显失公平，或明显不利于建造方。

货物未证明申报 依最低标准获赔

2013年，原告义乌市堆正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正公司）接到一笔总额236640美元的外贸服装订单后，委托货代向被告现代商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商船会社）订舱，涉案集装箱在宁波港装船运输。

货物到港后，商船会社方集卡司机向当地警方报案称，其所驾卡车连同集装箱被持械歹徒劫走。

为此，堆正公司以涉案货物在商船会社责任期间内丢失致其客商无法取得货物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商船会社赔偿其货物损失232000美元、海运费人民币23955.43元及两款延期支付违约金。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商船会社赔偿堆正公司货物损失1391.67美元及该款相应利息，驳回堆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FOB贸易术语是我国外贸出口企业主要采用的外贸方式。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纷纷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同时承受着外方市场诚信、安全秩序及目的港政策等多重风险。

本案的判决是价值232000美元的货物，最后只能得到千余美元赔偿，也给广大中小外贸企业敲响了警钟：出运货物时务必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并在相应单证上记载货物价值。

我国海商法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该区段运输发生于墨西哥，应适用墨西哥法律。商船会社提交了经当地公证和我国使领馆认证的法律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承运人责任及其限额的依据。墨西哥相关法律规定，当服务使用者没有申报货物的价值，责任将被限制在每吨墨西哥联邦区现行的15天的最低工资，若不足一吨则按比例计算。

堆正公司提交的报关单显示货物价值共232000美元，与外贸订单记载货值相对应，但货物价值并未在提单复印件和墨西哥内陆运单中显示，不能证明货物价值已申报且承运人、陆运区段承运人已获知，故承运人的责任应被限制在每吨墨西哥联邦区现行的15天的最低工资。

据此，宁波海事法院根据2013年11月美元与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乘以提单记载的货物重量，确定商船会社的赔偿责任数额为1391.67美元。

■司法观察

树立公正权威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

浙江作为海洋经济和外贸大省，面临着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区和开放合作先行区的重大机遇和新挑战，涉外、涉港澳台海事审判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受理涉外海事海商案件1501件，审结1366件，收案标的总额78.59亿元，结案标的总额63.19亿元。其中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占36.90%，成为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最大类别。

宁波海事法院副院长陆明明说，该院受理的涉外海事海商案件共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事人分布于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但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韩国、日本、巴拿马、马绍尔群岛、利比里亚等传统航运大国、船舶开放登记国或商品进口国。“案件分布情况很大程度地体现了海事司法与航运经济、临港工业、对外贸易的密切联系。”

据了解，涉外、涉港澳台案件送达存在环节多、耗时长，域外证据与授权公证认证手续复杂，外国法查明途径有限等问题，这些因素客观上长期制约着“四涉”案件的审判效率，拉长了案件的审理周期。五年来，宁波海事法院“四涉”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比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多出16.74天。

为树立公正权威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宁波海事法院不断探索提升海事法官司法能力的新途径，着力提高法官综合素质，努力打造一支“懂法律、懂外语、懂航运”的高素质审判队伍，探索建立海事法官专业实践制度、青年法官导师制度和审判经验传承制度。针对海事审判涉外性较强的特点，定期组织一线法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国际公约及航运惯例，及时更新知识。鼓励新任法官积极参加与港航、货运代理企业的交流，加深其对航运实践、航运惯例的理解，全面提升海事法官的司法能力。

为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该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既注重积极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切实维护司法主权，又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办理特别程序案件时，注重兼顾中外当事人利益，必要时采用听证的方式，保证裁决的公正性；为解决域外送达难问题，该院尝试借助外事部门、涉案船舶船长、担保函记载的机构或律师实现对境外当事人的送达，有效促使境外当事人积极应诉；实体审理过程中，合理确定举证期限，依法调查取证，对于电子邮件、电子签章、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电子信息证据进行客观审查认证；在适用法律时，坚持贯彻国家主权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选择，除依法认可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外，必要时主动拓宽外国法查明途径，开展外国法的查明，多次适用或参照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外国法律审理案件，努力树立良好的国际海事司法形象。

10.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官网

我觉得是大连海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钱永昌同学。

钱永昌，1933年4月生，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前身）航海系。原交通部部长。

中国航海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二届副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11.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副会长

船级社classificationsocieties从事船舶检验的机构。通常为民间组织。中国从事船舶检验的部门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世界上最早的船级社是1760年成立的英国劳氏船级社。此后航运发达的国家相继成立了船级社，并在世界主要港口设立分支机构，如美国船舶局、挪威船级社、法国船级社和日本海事协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