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南造船厂管理层

陈金海：1944年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9年参加工作，曾任求新造船厂厂长、江南造船厂厂长、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 江南造船厂管理层任命

一般来讲你进不了江南造船厂，只能以劳务工的形式去那里。工资待遇方面，取决于你所签约的劳务公司。

如果是江南厂的正式工的话，那普通工人一个月大约3000块，公司劳防用品都发，工作时间规定8小时，但可能会安排加班（现场工人是有加班费的，参照国家标准），节假日也参照国家标准。对于劳务工，以上可能不适用。

3. 江南造船厂管理层有哪些

　　140多年历史。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所属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它创建于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历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船坞、海军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1996年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多年来，江南造船饱经历史沧桑，经久不衰，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不仅有中国第一炉钢、第一门钢炮、第一艘铁甲兵轮、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更有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还有我国最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和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远望”系列航天测控船，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更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成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先驱，始终在中国船舶出口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江南巴拿马”型散货船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船舶交易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江南140多年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　　2008年6月3日，在江南造船建厂143周年之际，正式宣布江南造船胜利完成搬迁任务，正式入驻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地处长江口长兴岛，占地面积约58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约为380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四座大坞、17座舾装码头，规划纲领为民用船舶年造船能力450万吨，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

4. 江南造船厂副总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5. 江南造船厂副总经理

江南造船厂总部地点在上海·长兴岛·长兴江南大道988号。 江南造船厂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船舶修造企业，是建造修理各种船舶、加工大型钢结构的专业性企业，也是建造各类工程船舶的专业性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创建于1865年，1996年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独立建制。

6. 江南造船厂管理层待遇

陈金海：1944年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9年参加工作,曾任求新造船厂厂长、江南造船厂厂长、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7. 江南造船厂总工

　电视剧《沧海》由赵浚凯执导，尤勇、李幼斌、何政军、叶静、杜志国等主演。沧海剧情以王山魁、李山魁、马建成、卢信泉4个主要人物及其家庭人物命运为线索，涵盖了人民海军60年的发展历程。

　　1949年9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告捷，国民党残部撤往金马岛，第三野战军一部挥师江南，独立师红六团三营营长王本利和教导员李山魁接到命令，准备跨海登陆作战，不料却折戟沉沙。李山魁牺牲，王本利为了纪念他更名“王山魁”。

　　“金门海战”的失利让新中国高层决心强大中国海军。抗美援朝胜利后，王山魁重返红海加入海军，并与医生许锦云结为夫妇。

　　王山魁潜心学习海军战法，后误打误撞打了一场漂亮海战而扬名，惟双料博士马建成对其嗤之以鼻。长波台建设过程中，苏方援助中途撤出，王山魁力荐马建成做总工，并意外得知马工竟然是妻子的初恋情人。

　　长波台试验接连失败，马建成当了逃兵。后王山魁和政委卢信泉力排众议，说服马建成回归。马建成冒死一试，长波台终于研制成功。卢信泉无意中得知李山魁当年死里逃生，李请求卢保守秘密，并希望儿子李强将来效力海军。

　　许锦云和王山魁商量为马建成找一个妻子，遭到马严词拒绝。马建成留给许锦云的“遗书”鬼使神差地落在了王山魁的手中。

电视剧沧海剧照

　　感情问题在“冷战”中悄然维持，一晃就又是十几年。王山魁之子王海军成了家里矛盾的新焦点。王海军想考大学，但王山魁却执意要儿子参军。协商未果王山魁一怒把儿子送上补给舰当炊事员。马建成终于答应出任509所所长，但要求将极富灵性的王海军送去高考，遭王山魁拒绝。

　　马建成关于“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报告与“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产生了矛盾，在509研究所引起轩然大波，虽有年轻的学者表示赞同，却因人微言轻未受重视。马建成一气之下拿着行李卷上了补给舰，在海上与王海军巧遇，马建成鼓励王海军要有远大的理想。

　　王海军提出要脱军装，父子间发生激烈的冲突。王山魁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每当此时他都会想起“牺牲”在金门海战中的好兄弟李山魁。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的王海军决定留下。可他在一次部队的演习中出“阴招儿”，被罚禁闭十天。

　　不料禁闭生活竟改变了王海军的一生，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无名英雄自然是马建成。一向高傲的马建成终于放下了架子找卢政委，卢果然解决了3000千万元的经费问题。

　　李山魁已命悬一线，临死前他希望亲眼见到儿子李强穿上军装。李强考取了海军舰艇学院却被顶替，离休的卢政委过问此事，方知顶替者恰是自己的儿子卢向东。卢政委亲自登门向李山魁道歉，李含笑而逝。王海军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海军舰艇学院，与李强、卢向东成了著名的三剑客。在校期间，王海军因“枪口朝内”问题再闯大祸，但父亲的处理方式却令他倍感意外，父子之间的坚冰自此消融。

　　卢向东不顾父亲反对，跟香港某集团老板孙远征下了海。但经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几经坎坷方才谋得一席之地站稳脚跟，之后他为经费窘迫的509研究所做成了一笔于国于民都有

　　利的大买卖。马建成此时已是肺癌晚期。王山魁为马建成争取最好的医疗条件，许锦云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马建成。

　　李强因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受伤住院，伤愈后他通过不懈努力成为舰艇教导员并与李美玉结婚，两人的爱情生活艰辛却甜蜜。王海军去了广州舰院学习，毕业后在王山魁的执意安排下去了最艰苦的南海扫雷舰做副长。卢向东的远洋航线使公司获得巨大利益，事业蒸蒸日上。某次随货轮出海时遭遇海匪袭击，被王海军救下，兄弟相见感慨良多。此后在老首长的直接关怀下，王海军和马玉结婚。信息化平台的模拟也进入关键阶段，强烈的使命感使马建成延续着生命的顽强奇迹。

　　数年之后，1990年时的王海军和李强分任舰长和政委，成了搭档。两人接到光荣任务——为国产189试航并实战检验189的各种性能。这次试航意味着将中国海军的作战功能全面推向现代电子战和信息战的时代。两人率舰出海，在试航及信息化平台实际操作演练取得重大成功。当众人庆祝之时，听闻喜讯的马建成在岗位上溘然长逝。卢向东回红海投资，在酒店碰到受刁难的李美花，仗义出手相助，惊动警方。卢信泉赶到了解情况后支持向东的行为，父子二人多年的隔阂终于消除。

　　1995年，王海军率舰单独执行战略实战演习任务，临危不惧逼退强敌，受到嘉奖。而妻子马玉则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专攻海洋国际法，因成绩优异受导师推荐参加中日谈判小组，就东海及南海开发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这一年戎马一生的王山魁离休。

　　王海军与李强毕业后分配至159舰，恰逢159舰全训，刘雨强舰长全体动员，王、李二人各司其职。虽然实际操作全部过关，但因笔试和理论未能及格，刘舰长被淘汰转业。这令王海军和李强见识了海军竞争的残酷性，从而更加刻苦的训练。

　　时间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纷繁扰攘，海防重要性越发凸显。“长箭一号”是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威慑性军事演习，演习的特点是完全从突发战争的实战出发，把演习变成红蓝双方斗智斗勇的海上遭遇大对抗。王海军和李强的“英雄舰”担负了特殊的任务：远距离的在舰队射程内游弋，作敌方的“诱饵”。英雄舰与狡猾的敌方长期对峙，王海军诱敌深入，痛击敌人。战斗结束后，返航途中，李强为救战友负重伤，全体官兵黯然落泪。王山魁此时方知李强的身世，百感交集的他前往拜见自己的嫂子，并将李强的妻子和女儿接回家中，了却一桩夙愿。

　　卢向东在商业谈判中受挫，理解祖国海军的强大对国家利益的重要。王海军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提出新的战位的划分方法和理论依据。王海军的论文受到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卢向东在新的定船合同中一定要加上侧开装置，并为此多付出将近四分之一的价钱，但卢向东认为很值，他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准备用货轮把海军将士运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2005年联合军事演习，王海军担任指挥，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军委和海军总部的嘉奖。与此同时马玉作为中国海洋权益方面的专家受邀在博敖亚洲论坛发表的讲演，受到热烈赞誉以及国内外一致好评。2008年王海军奉命率舰队参加索马里护航任务。

8. 江南造船厂历任董事长

1.今治造船

2.中船集团

3.大宇造船

4.现代重工

5.三星重工

6.沪东造船厂

7.江南造船厂

8.中华造船厂

9.上海造船厂

10.上海长兴岛只有个造船基地一中船长兴岛基地

9. 江南造船厂管理人员

由晚清重臣李鸿章于186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立，当时李鸿章禀报朝廷，其奏可的名称是江南制造总局，但一直到清末，都是用江南制造局的名称，上海制造局为其别名。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江南造船前身是创建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20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江南造船厂，1998年改为公司制企业。2008年6月，因世博会建设和自身发展需要，江南造船从黄浦江畔整体搬迁到长兴岛。

10. 江南造船总经理

应该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李鸿章创办。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1. 江南造船厂厂长

中国大型造船企业。始建于1865年。至1949年，共建造各种舰船884艘，并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成功地试制过飞机。有职工1.5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人。(占地面积77万平方米。大、小船台6座，干船坞3座。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基础和综合生产能力扎实，能够建造、修理各类舰船和承造成套机械设备。5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和第一条5000吨货轮，6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全部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70年代建成远望号为主的六艘大型远洋科学考察船，80年代开始迈入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领域。工厂在造船能力发展的同时，修船和非船产品生产也卓有成效，曾先后制成万吨水压机，承接中国最大的葛洲坝闸门、上海和北京大型天文台回转球顶、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关键设备等工程。

一、历史沿革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辛亥革命后，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在宣统二年至民国6年间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江南造船所在同一时期间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接近耶松船厂。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的首位。民国7～10年是江南造船所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为美国建造成4艘排水量万吨级的运输舰，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民国16年后，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江南造船所，一度进行局部带军事性扩建。民国19年冬，将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制造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后建成“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而民国10～15年的6年间只修理海军舰艇74艘，平均每年12艘次。当时的所长马德骥引进西方的一套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英人毛根独揽大权的局面。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本陆军侵占，日军把上海兵工厂（原制造局的另一部分）场地划入江南造船所，并强行圈占附近民地，使全所面积增达34.3万平方米，还把南京的3家民营小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并入所内，使江南造船所的场地和设备都有较大扩展。民国27年1月，移交日本海军管理，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同年3月，又由日本海军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办，改名“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新侵占的英联船厂所属的和丰船厂与瑞镕船厂划归江南造船所。改名“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管。民国35年至1949年5月间，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排水量2734吨。其间，电焊技术开始推广，民国35年成功地建成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排水量634吨的长江上游客轮“民铎”号。江南造船所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修理了厂房和增添了一批设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对江南造船所大肆破坏，所内的3座船坞闸门上半部及抽水间、内燃机厂、第二发电厂等被炸毁；1～8号仓库全部焚毁；机器厂、外钳厂、车床厂、电气厂等大部分被破坏。全所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减轻了国民党政权破坏工厂所造成的损失，取得斗争胜利，保住了工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接管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易名江南造船厂，进入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企业概况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镇时，购置民地70余亩，建成厂房并建筑泥船坞一座和沿江码头。至光绪十六年（1891年）时，工厂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和1个工程处的近代工业企业。全局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

光绪三十一年局坞分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泥船坞1座，长325英尺；机厂1所，共有大小厂屋98间；锅炉厂1所，有大小房屋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另有剪、钻、刨等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屋共100余间，厂内附属机器有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大小车床64台；水雷厂1所，有屋19间，因废置已久，后改为储料栈房；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上述资产共值规银77.3万两。

局坞分家后，原有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坞底木桩，添置水泵等设备。改建后的干船坞，坞身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宽60英尺，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的需要。民国5年（1916年），江南造船所继续将坞身拓长，使其总长为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民国7～10年，江南造船所承造4艘万吨级美国运输舰期间，新建大船台4座，每座打桩基地长396英尺，宽36英尺，桩深20英尺，可置500英尺长的万吨船舶；船台两旁新树起重架10座，每座吊重4吨；并陆续购买民地近4万平方米，所址比局坞分家时扩大1倍以上。民国13年，江南造船所开工新建第二座船坞，次年完工。新坞长502英尺，宽61英尺，深23英尺，装备最新式的电动抽水机5台。新坞建成后，即有1艘7700吨美国商船进坞修理，因使用电动机抽水，仅耗时45分钟，为原来抽水时间的1/10左右。不久，老坞也改装为电动机抽水。民国19年后，江南造船所决定开辟第三座船坞，次年动工，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先辟长375英尺，宽89.5英尺，深26英尺，于民国23年完工；第二期又将该坞加长、拓宽，至民国25年全部落成。新坞长647英尺，宽100英尺，深26英尺，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此外，还扩建了打铜厂，添建了一座海军码头。

民国27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江南造船所，将原炼钢厂和上海兵工厂（原江南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旧址，以及从老江边路到新江边路的工人居住区一并强行占为新址，使全所面积扩大到34.3万平方米。还把位于南市的三北、鸿昌、合兴等3家民资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搬到江南造船所。在日本侵占时期，所内生产设施略有扩建。计有；船体加工车间增添300吨水压机、移动式水压肋骨弯曲器；轮机部门添置长轴车床、搪床、滚齿机以及白合金轴瓦浇铸设施，动力设备部门增添200匹空气压缩机2台，新建氧气站1所。

民国35～36年，江南造船所新建成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和第二发电厂等，还修理了原有厂房69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撤退时，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肆破坏，所内主要生产厂房和3座船坞闸门被炸坏。1949年8月，又遭国民党飞机空袭，所内生产设施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上海解放后，江南造船所职工在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的艰苦环境下，进行边抢修、边生产，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修复3座船坞的闸门。自1953年起，江南造船厂结合老厂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造机、修船、造船、电气和锻工等车间。扩建后的船体加工车间，面积由1890平方米扩大到5637平方米，1956年3月完成。5、6号船台的加固接长工程于1955年6月完工，紧接着进行3号船台的改建，该工程于1956年4月完成。新建的修船车间占地面积10230平方米，高16米，跨度24米，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车间内设有装配、锅炉、修船、钳工等工区以及钢材库、工具库、辅助材料库、变压器间、透视设备存放室等，并装置4台行车，最大起吊能力30吨；还配有加工能力较大的三星轧车和500吨水压机等生产设施。

1959年9月，遵照一机部九局的指示，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新建露天总段建造区和总段运输设施，改建3、4、5号船台。

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是1956年编制的总体初步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工程项目，于1960年7月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车间建筑面积22176平方米，厂房由1个横跨和3个纵跨构成。为适应建造万吨级船舶的需要，江南厂于1959年对2号船台进行扩建。2号船台原长174米，宽22米，扩建时在船台顶端接长53.3米成水平段。1960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这里下水。为了试制需要，经六机部同意，于同年7月再次改造，滑道接长17米，下水设计负荷提高到2000吨。1976年，又将2号船台接长的水平段加建成斜坡段，为“远望”号主测量船建造创造了条件。

1977年，3号船坞的改扩建开始施工，经过5年的紧张施工和设备安装，于1982年底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扩建后的3号船坞长232.2米，宽40米，深11.6米，可容纳6万吨级船舶在坞内修理和建造，并配备1台150吨门式高架吊车。3号船坞的改扩建完成，标志着江南造船厂已拥有建造巴拿马型船舶的重要设施。1982年起，江南造船厂再次改扩建2号船台，经六机部同意，拆除3号船台，使2号船台的拓宽有了充分的场地。此外，还建立了长6～12米，宽1～3米，厚6～34毫米，重10吨以下的钢板流水线。这条钢板流水线连续上料、矫平、除锈、喷漆、烘干，直至出料。还陆续引进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二氧化碳气体保护高效焊接等机械，成为具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老厂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江南造船厂的规模逐渐扩大，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船体平面分段流水线。具有设计、建造、修理、改装8万吨以下的各种船舶和舰艇、以及制造压力容器、港口机械、大型钢结构等工业性产品的能力。

上海解放以后，工厂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断作出贡献。1953年建成大型内河客货轮“民众”号，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潜艇，195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5000吨沿海货船“和平28”号，1965年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70年代，成功地建造以“远望”号为主的三型6艘航天综合测量船、海洋调查船、远洋打捞救生船等特种工程船队，并成功地配合执行通讯卫星、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和南极考察等任务。改革开放后，工厂率先以批量承建出口船舶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先后为罗马尼亚、挪威、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建造了30多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舶130多万吨，并以优良的建造质量和船舶性能，受到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的好评。批量建造的6.5万吨散装货船，以“中国江南型”成为中国唯一列入伦敦租船市场标价系列的国际船型。为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建造的2艘该型船舶，因质量优异，船东改名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1994年12月交付使用的、集中国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最高水平于一身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3”号，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还成功建造了大型、先进的水面舰船、集装箱船、LPG液化石油气船、三用工作船、豪华型游艇、多用途船等多类船舶。

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84年中，江南造船所（厂）共建造各种舰船837艘，计30万吨。1949年上海解放至1995年底的46年中，共造船1100艘，计340万吨，是解放前84年造船总吨位的11倍。其中，1980～1995年的16年中，造船137艘，254.3万吨，是1949～1979年造船吨位的3.1倍。解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在修造船的同时，还为国家建造了1.2万吨水压机、宝钢2030轧机中难度大的设备、葛洲坝2号大型钢质船闸、秦皇岛码头第三期工程、上海2条越江隧道的掘进机、上海和北京天文台中国最大的回转球顶、上海市政建设投钢量近1万吨的内环线高架公路、当时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上海市政建设“三联供”U—GAS煤气气化炉，以及承建的1.65万立方米压力容器、上海体育场和上海大剧院的钢结构等重大工程项目，表明了企业在船舶制造和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工业性产品上都跨上了国际水平台阶。

1980年以来，共有多种产品先后50次获国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上海市的优质产品奖，其中“向阳红10”号、“远望”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7万吨货船“世沪”号、1.28万吨集装箱“海皇·绿玉”号、2.4万吨汽车滚装船“沃乐斯夫堡”号、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等获国家金质奖。企业也获得了“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优秀管理奖（金马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上海最佳工业企业形象”单位以及连续13年获得“全国思想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江南造船厂被列为国家100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改制成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金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中全任党委书记。

江南造船厂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中共江南造船所临时组织

孟亚人

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

1949.7～1949.10

江南海

总支委员会书记

1949.10～1949.11

孟亚人

临时党委书记

1949.11～1950.4

党委书记

1950.4～1951.6

黄涛

党委书记

1951.6～1956.4

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

郝少如

代理党委书记

1956.4～1956.12

黄涛

党委书记

1956.12～1957.1

党委第一书记

1957.1～1960.2

陶力

代理党委书记

1960.5～1960.8

张浪

党委书记

1961.2～1962.1

陈华锋

党委书记

1962.5～1966.6

张震春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6～1970.9

党委书记

1970.9～1975.4

黄星

党委书记

1975.4～1976.10

胡沛然

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人

1977.2～1977.3

党委书记

1977.3～1978.8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77.11～1978.8

张绍仪

党委书记

1978.8～1983.1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2.8～1983.7

刘哲

党委代书记（未到任）

1982.8～1983.6

王存琳

党委副书记

1983.6～1984.5

党委书记

1984.5～1987.5

王德宝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5.5～1986.12

滕一龙

党委书记

1988.2～1992.2

谢中全

党委书记

1992.2～

江南造船所

林惠平

副所长主持工作

1949.6～1950.3

代所长

1950.3～1951.4

曾国晟

所长

1951.4～1952.10

黄涛

军代表兼所长

1952.10～1953.12

江南造船厂

郑重

厂长

1953.12～1958.8

陶力

厂长

1958.8～1960.8

张心宜

代厂长

1960.6～1961.2

厂长

1961.2～1968.3

陈华锋

厂革命委员会召集人

1968.5～1970.8

江南造船厂

张震春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8～1975.4

黄星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4～1976.10

胡沛然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7.5～1978.8

张绍仪

厂长

1978.8～1980.10

胡传治

厂长

1980.10～1983.4

赵福生

代厂长

1983.7～1983.9

厂长

1983.9～1987.1

孟辉

厂长

1987.1～1993.1

陈金海

厂长

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