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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县名来源于山水
秦置赣榆县，现在史学界已无异议。《汉书·地理志》载有赣榆县，但在国家民政部辑录的全国市县历史沿革中，却在赣榆县后加了个“金复设”，表明赣榆县金时期是“复设”，却回避了“秦置”还是“汉置”的问题。据1979年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出土的两片瓦当，分别刻有“赣榆距”、“赣榆得”（榆从“扌”旁）字样，从而确证赣榆县为秦置。然而，由于赣榆县治所多次移迁，后南迁郁洲，唐武德八年（625）省赣榆县入东海，省祝其、利城入怀仁，现赣榆县称怀仁县长达552年。虽然金复名后一直沿用至今，但县名脱离故土时间太长，因而含义佚失。1997年版的《赣榆县志》，辑录了12篇关于赣榆县名来历的研究文章，实际上代表了从明清到现代七修赣榆县志（含讨论稿）的学者的观点。这些文章在研究地名的词源学方面旁征博引，煞费苦心，却忽略了地名的命名动机，忽略了特征名和特征名的起源，因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的解释。
地名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它的指代意义包括指位义和指类义，音、形、义、位、类是地名的五个基本要素。地名有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性。地名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活化石”。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的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对地名进行语词分析，研究地名的语源、语音、含义、字形及其演变，有助于地名的正名、正字和正音。
地名研究将地名分为住地名和特征名，特征名表示地面的自然特征，包括水文特征、地貌特征和自然植被特征。地名学研究地名的语言变化（词源学）和命名的动机（历史地理学）。地名分普通名和专有名，普通名表示地名的类，如河流、山脉和城镇，专有名则限定或修饰地名的含义，地名学偏重研究地名的专有名部分。
“中华”是“中条山、华山”的合称，这里是“丁村人”和“蓝田人”的居住地，《史记》已有“中国”之称谓。
秦统一中国后，中原人自然以秦人自居，因而秦国的发祥地“狄道”———天水市简称“秦”，这里曾是中国“人文初祖”伏羲的故乡。渭水号称八百里“秦川”，雍州南边的山被冠以“秦岭”，项籍分秦为雍、塞、翟三国，号称“三秦”。秦皇岛、徐福村、郑国渠是秦代以人命名的地名。汉灭秦，刘邦曾封为汉中王，于是有了汉水。刘邦为了孝敬他的父亲，在郦邑造了“新丰县”供他父亲居住，又把老家丰县的乡亲带过去陪他父亲聊天，还免去租税，今日的新丰镇已成为西安铁路枢纽。汉武帝以后，中原“秦人”改叫“汉人”，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的“汉族”，进一步有了汉语、汉字。明清时外国虽称中国为明国、清国，但汉人已经被固定了。
中国地名对于自然地理和方位的使用较多，如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青海、黑龙江等等。河流发源地称源，山之南、水之北属阳，山之北、水之南属阴，例如济源、辽源，沭阳、淮阳、汉阳、襄阳，江阴、淮阴、蒙阴等等；在中国东部水网低地，高阜处被称为“丘”，寿丘、灵丘、顿丘、宛丘、商丘、章丘、封丘、安丘，成为早期部落形成或建都的理想场所；而天津、孟（盟）津、延津、河津、江津、宁津、夏津、盐津都是渡口；郯城、彭城、诸城、虞城、项城、邹城、薛城、夏邑、殷墟都是古国的首都、中国最早的城市；而坝、场、集、市、墟、店、庄、村、屯、堡等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命名集市、村庄的通用地名。
海州地区的地名反映了这一地区早期良好的自然生态。基岩海岛都被冠以“山”字，如前（中、后）云台山、秦山、开山、羊山、平山、达念山、车牛山、鹰游山、东陬山，并陆以后无需更名，似乎有先见之明；而山头以动物命名的特别多，白虎、青龙、狮子、牛首、羊石、黄牛、野鸡、鹌鹑、白鸽、马蜂、蜘蛛……应有尽有，仅云台山系，有五六十处之多。加上什么蔷薇河、竹岛、桃花涧、枫树湾等以植物命名的地名就更加诗意盎然，反映这里不仅自然环境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
赣榆县名弃用500多年后虽复名，但县名意义佚失，也在情理之中。《江苏省地名录》载，赣榆县名得之于山水。原淮阴市政府官员在某次省里会议时骄傲地说：“我们淮阴水资源丰富，有全国五大湖之一的洪泽湖，全市13个县区，除盱眙外，县（区）名全部带水。”而原山东临沂地区13个县市，就有8个县名直接取自山水。
公元前224年，秦灭楚，朐县入秦，属薛郡，后为东海郡。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裂齐地为六郡，赣榆地入琅琊郡。汉承秦制，《汉书》记录了朐县和赣榆分属两郡的史实。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赣榆县的左邻右舍县名的来源。
朐县之名，源于朐山，后来也曾一度改叫朐山县。朐，车轭两边叉马颈的曲木。《辞源》介绍“朐山”：“上有双峰如削，俗称马耳峰”，峰高416.9米，至今仍为俯视海州，西望蔷薇河、沭新河的最佳地点。可惜清康熙年间知州孙明忠因“山列州前，似锦屏然”，把一个好端端的和动物相关的山改成了抽象的文学名称，使本地人看历史典籍时竟不知朐山在哪里，外地人就更不用说了，此为当政者戒。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县得名于山，而不是山得名于县。
再看祝其。祝其国名源于祝其山，祝其为人名抑或地名无考。莒灭祝其，楚灭莒。秦置祝其县，属东海郡。“祝其”二字，东海尹湾西汉师饶墓出土之竹简为“况其”，一般认为祝其为误传，实际上“况”古时应读“Zhu”，“三打祝家庄”古版图书也为三打“况”家庄。由于民间口耳相传，为避免误读，后世才把“况”改“祝”。祝其国都和祝其县城就是今天的班庄镇古城村。祝其山海拔225米，发源于祝其山的祝其河东流入海，即为现在的老朱稽河。祝其河为何变成“朱稽”河？恐为从事水利、地名或续志方面的人误写。“朱堵”村是因庄前堵祝其河蓄水而得村名，应为祝堵村。
怀仁县源于境内的怀仁山。怀仁山海拔75.3米，现在山南边有怀仁山水库。《江南通志》载：“后魏置怀仁县以此”。《光绪赣榆县志》载：“东魏武定七年（549）置怀仁县，后梁大定七年（561）废义塘、归义二县并入怀仁，县治北迁，另立怀仁城”。因此原县治变成了“头城”，新县治从祝其河畔迁到了怀仁山麓。
东西连岛秦汉两代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为朐县和柜县的分界线，与《汉书》对照，朐县、祝其和赣榆县之间是柜县。这里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木”旁和“扌”旁相通，而柜、拒、剧、莒为同音假借，所以柜县即为“莒县”，莒国国都在今赣榆县的大莒城、小莒城一带，而赣榆、祝其、海曲（日照）以及现在的莒南县、莒县都属莒国地域，所以莒县名源于莒国名。
《汉书》“柜”后注“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同”。首先，水为古代河流的通称，江淮河济为古代四渎，“江水”因为长而变成了“长江”，“河水”因为水色黄变成了“黄河”，淮水也称淮河，只有济水不变。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所有河流均称水。“根艾水”在所有典籍中都查不到，当然是因为它小，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根艾的反切是“Gai”，因此，根艾水应为赣水，为什么注成了根艾水，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汉语拼音一样把瓢（piao）听成了皮袄（pi’ao），也可能不会写“赣”这个字，同时赣榆应该读成Gaiyu，而不应读Ganyu。在地名学中，不应该用普通话为地名正音，例如，六安、六合的六都读“Lu”，而浒墅关的浒则读“Xu”。赣榆之赣就应读Gai了。
赣水在哪里，自然不是鄱阳湖五水之一的赣江（水），而是现在的青口河。大小莒城为春秋时期的莒国的都城。秦设赣榆后至西汉，县城就正式夯土筑城了，现城墙仍在。县志中讨论的弇（读Gan或Yan）榆山无确切记载。但从这条河溯源而上，发现这条河的上源有二，一是发源于莒南县的洙溪河（洙水），两源分别发源于十字路镇草沟北岭和相沟乡杨岭箭北岭，在洙边村汇合后西折向南流。另一源为临沭县唐岭乡境内的镇武河，镇武河三条支流发源于玉山，在镇武庙汇合后入青口河（现为塔山水库）。《临沭县志》载：“玉山，在县城东北15公里处，因山顶西南部有一块洁白如玉的石头，故名。”唐岭乡古时属赣榆地，玉山不像古地名，是否是榆山之转？两千多年行政区划变动频繁，不无此种可能。因此，赣榆县名应来源于“赣水榆山”，当然，榆山尚需考证。赣榆建县于土城，其下游仍为柜县，东汉建初五年（80），由于赣榆县划归东海郡，因此柜县临海部分被划入赣榆和祝其县。
赣水是一条多沙河流，在土城建县后，河道淤积，河中出现“古河套”（现为村）。因此金代复设赣榆时，迁至宋怀仁县城城里，城里经历了宋、金、元、明、清、民国六个历史时期，号称“六朝邑”。几百年后，河道中泥沙又淤积出东、西“古河套”村。因而民国34年（1945），抗日民主政府把县治迁到了青口。现莒县县治城阳镇历史上曾为青州驻地，青口镇也因青州海口而得镇名。
由于海州话和赣榆话方言的差异，金代在现赣榆县罗阳镇境内设置的盐务机构———临洪灶，因海州话临读Ling而被误写成岭洪灶，进而简称“岭灶”；而“鲁南城”海州话南读Lan而变成了鲁兰城，进而有了鲁兰河；而柘汪和罗阳境内古代河口的造船厂———“圬工”也由于不明原意而写成“吴公”，意义全失；宋庄镇境内的沙口村明明是河口积沙，像太平庄旧称“沙头”一样，却解释为沙、寇两姓合并取名沙寇村，纯属杜撰。因此对赣榆县地名进行严格地考证，应是地名管理机构认真考虑的问题。
朐县、赣榆、东海地名来源于山水也成为命名这一地区的惯例，灌云县取灌河、云台山首字命名；连云港因前有连岛后有云台山而得港名；连云市因港而得市名；灌南地处灌河之南；响水县则直接取自响水口，以至于后人还出了个“响水口桥口水响”的对联在全国征求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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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9. 舟山东海岸船厂
vizag是印度维沙卡帕特南港口。頭條萊垍
维扎加帕特南，始建于1608年，印度安得拉邦濒孟加拉湾城市，加尔各答与马德拉斯间唯一的天然港口。港口外可停靠10—15万吨油轮。人口连郊区59.4万（1981）。商业区沿公路两侧分布，工业区集中在港口附近，造船与炼油工业最重要，有国内大型的造船厂，还有化肥、炼铝、碾米、黄麻等工业。输出以铁锰矿石为大宗。港口易淤，须经常疏浚。有铁路支线连接干线，公路枢纽。有航空站。大学设于郊区小山上。萊垍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