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2.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什么级别

国营四七一厂系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所属机械制造厂，企业规模为大(Ⅱ)型，是国家二级企业。

企业有三十多年生产锅炉的历史，具有BRI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资格，是甘肃省具有B级工业锅炉制造资格的厂家，被授予中国企业最佳形象AAA级，是中国工业锅炉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工厂占地面积50.5万平方米(折合757亩)，下设锅炉分厂、塔机分厂、机加分厂、辅机分厂等七个生产单位，其中有两个车间面积分别为8448平方米和4220平方米，有铆焊、机加、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非金属等专业加工能力，配有焊接试验培训中心、计量室、理化分析室、无损检测室等，年生产锅炉能力1500蒸吨，年生产压力容器可达1000吨以上。

3.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

彭士禄是英烈彭湃之子，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上世纪60年代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他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

彭士禄，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历任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等高位，这次的采访对象有着非比寻常的背景和人生经历。会不会很难接近？会不会很难交流？办理完严格的来访登记手续，记者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大门。“抽烟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在明亮简朴的办公室里，记者发现，和我们促膝而坐的，是一个发白如霜、戴着银色镜框眼镜，脚踩普通圆头黑布鞋，语带潮汕乡音，不时还发出爽朗笑声的“老头子”。记者原先的担忧霎时丢到九霄云外。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名叫彭士禄，核动力专家、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一生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开门见山、言简意赅。1958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这一年，彭士禄刚好从前苏联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在北京的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9年，前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毛泽东主席豪迈地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深受鼓舞，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早将核潜艇研制出来。成功之路是那样的崎岖、曲折。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接着，又是3年经济困难。1962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这时的彭士禄已是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该室大多数人员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基本都不姓“核”。于是，彭士禄和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老师，给他们开了反应堆物理等五门专业课。

两年后，这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力尖兵。“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来吃。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5块钱，里头还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条件艰苦卓绝，但全室士气高昂。彭士禄亲自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1970年7月18日，由基地副总工程师彭士禄主持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借鉴作用。同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就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继美、苏、英、法之后，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与“两弹一星”一样，核潜艇的成功研制，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一幕幕早已深深刻写进了历史的丰碑。回首往事，彭老感慨万千：“作为科技人员，我们只知道，国家交给你的尖端工程，不睡觉，也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1973年起，彭士禄出任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期间，他指导和协调解决了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包括后续艇的研制、生产。上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他先后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在任秦山二期董事长期间，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建设电站。干什么工作都要争当模范“干一行爱一行，责任心一定要强，必须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彭士禄说到做到。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前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坚实基础。“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延安岁月铸就争当模范的作风。1940年，彭士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学，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成为模范生。1942年，中央医院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报了名。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1945年8月1日，他一入党即为正式党员，破例免去预备期，并很快当上党支部书记。30年后，已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彭士禄患胃病20多年，但他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医生还发现，胃上还留有一个穿孔而自愈的疤痕。“彭拍板”，同事们背后喜欢这么亲昵地称呼彭士禄。“这个‘雅号’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彭老风趣地解释，“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说来难以置信，由于他经常在外忙碌，甚至被送到会场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英烈之后，总给人感觉非同寻常。“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都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什么茶都喝，什么烟都抽，什么酒都饮。烟酒茶不分家。”说到这，彭老爽朗地哈哈大笑。永远铭记可亲可敬的潮汕老百姓我虽是海丰人，但“童年时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是吃百家饭、姓百家姓、穿百家衣长大的。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可亲可敬的老百姓们！”说起家乡和父老乡亲，彭老不禁哽咽，泪光闪闪。

1928年，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被反动派枪杀。第二年，时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父亲彭湃，也在上海牺牲。残酷的反动派要斩草除根。乡亲们、地下党组织把彭士禄东掩西藏。6岁时，彭士禄被转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在潮安，彭士禄两三个星期就换一个家，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最后，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其母亲潘舜贞抚养。在这里，彭士禄一住一年多，是时间最长的一家，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卖，和姑妈一起被捕为止。岁月峥嵘，骨肉情深。潘姑妈家里很穷，以绣花为生。彭士禄记忆犹新：“只有过年时，才有鹅肉吃。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潘姑妈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才被释放。彭士禄则先后被关押在潮安监狱和汕头石炮台监狱等处。

直到1936年，祖母周凤费劲周折才找到他，并设法把他认领出狱。1940年，周恩来总理派人把彭士禄接到延安。1951年，彭士禄去了前苏联读书。期间，通过潮安县政府，他终于联系到了姑妈。彭士禄让祖母专门把姑妈接到海丰，住了几个月。后来，彭士禄每月都给她寄钱。“潮汕的老百姓非常善良，这点影响我终生。”彭老饱含感情地说，“我一贯要求自己：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做好，否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所以干什么事情，我都力争干得比较出色。这也与潮汕老百姓对我的熏陶是分不开的。”2005年11月，彭老迎来了八十“米寿”，并荣获“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他还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顾问。彭老已好几年没到过汕头了，但家乡的报纸他都有，他始终关注着汕头的每一步发展。“潮汕是一个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地方，也是一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地方。”彭老寄语情深，“近几年来，汕头的发展明显加快了，各个方面都建设得不错。只要继续坚持弘扬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精神，汕头一定会越来越好。”彭老最后欣然题词：“以汕头为家。”

人物背景：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共十二大候补中央委员。1925年11月18日生于广东海丰。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80年代初，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4. 中国造船协会

是日本

日本船级社（Nippon Kaiji Kyokai）的起源始于1899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Teikoku Kaiji Kyokai（帝国海洋协会）成立，旨在促进日本航运和造船业的监管和发展。该协会的早期阶段用于推广广泛的航运相关活动，与ClassNK今天所发挥的重点技术角色截然不同。

到1915年，船舶分类操作所需的结构已经准备就绪。1919年，Teikoku Kaiji Kyokai（以下简称TKK）通过与“BC”时代的三个主要船级社组成四个相关船级社，并与LR，ABS和RINA相结合，获得了国际认可。第一艘从当时的TKK获得船级证书的船是1920年的Kwanan Maru。

5.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

王荣瑸，中国造船之父（1903年10月30日--1989年3月2日）。毕生致力于船舶工艺技术实践、教育和科研活动，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了中国第一代潜艇和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的建造工作。

创建了中国船舶工艺研究机构，为新中国造船事业的发展和造船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6. 中国造船协会会长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江口南港河段南岸，现有面积146万平方米，岸线长1569米。一期工程总投资32.14亿人民币，于1999年10月开工建设，2001年11月投入使用，2003年10月竣工验收，年造船总量120万载重吨以上。二期工程总投资12亿人民币，于2005年3月开工，计划于2008年3月竣工，届时年造船总量将达到260万载重吨以上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