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的特点
大陆系法律和海洋系法律是两种主要的法律体系，它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是一些主要的区别：
1. 原则：大陆系法律以法定主义为核心，以法律权威为基础；海洋系法律以判例法为核心，以法官权威为基础。
2. 立法：大陆系法律的立法为集中式立法，即立法主体为国家立法机关；海洋系法律的立法为分权式立法，即各个法院和裁判机构有权调整和确定法律。
3. 法律性质：大陆系法律强调法律的条文和规定，以法律为针对对象，注重法律的实施和强制；海洋系法律强调法律的案例和判例，以案例为针对对象，注重案例的解释和启示。
4. 证据体系：大陆系法律主要采用书证，即以书面文件为证据体系的核心；海洋系法律主要采用口证，即以证人口述陈述、证明为证据体系的核心。
5. 诉讼程序：大陆系法律的诉讼程序为公审制度，即案件的公开审判和表决；海洋系法律的诉讼程序为陪审制度，即陪审员的参与和举手表决。
总的来说，大陆系法律注重法律权威和法律规定的强制力，更加注重法律规章的规定；而海洋系法律注重以案例为基础的判例法和法官的裁判权。
2. 简述我国海洋资源管理体系
海洋中有丰富的资源。在当今全球粮食、资源、能源供应紧张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开发利用海洋中丰富的资源，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主要有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四类。
海水可以直接作为工业冷却水源，也是取之不尽的淡化水源。发展海水淡化技术，向海洋要淡水，是解决世界淡水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海水中已发现的化学元素有80多种。目前，海洋化学资源开发达到工业规模的有食盐、镁、溴、淡水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的海洋化学资源，将广泛地造福于人类。
海洋中有20多万种生物，其中动物18万种，包括16000多种鱼类。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捕捞和采集海产品。现在，人类的海洋捕捞活动已从近海扩展到世界各个海域。渔具、渔船、探鱼技术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海洋捕捞能力。海洋中由鱼、虾、贝、藻等组成的海洋生物资源，除了直接捕捞供食用和药用外，通过养殖、增殖等途径还可实现可持续利用。
在大陆架浅海海底，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硫、磷等矿产资源。在近岸带的滨海砂矿中，富集着砂、贝壳等建筑材料和金属矿产。在多数海盆中，广泛分布着深海锰结核，它们是未来可利用的潜力最大的金属矿产资源(图3.14《深海锰结核》)。
海水运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们属于可再生能源，而且没有污染。但是，这些能量密度很小，要开发利用它们，必须采用特殊的能量转换装置。现在，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是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但是工程投资较大，效益也不高。
海洋渔业生产
海洋渔业资源主要集中在沿海大陆架海域，也就是从海岸延伸到水下大约200米深的大陆海底部分。这里阳光集中，生物光合作用强，入海河流带来丰富的营养盐类，因而浮游生物繁盛（图3．15《大陆架剖面示意》）。这些浮游生物是鱼类的饵料，它们在海洋中分布很不均匀，一般在温带海区比较多。
温带地区季节变化显著，冬季表层海水和底部海水发生交换时，上泛的底部海水含有丰富的营养盐类，这些营养盐类来自海洋中腐烂的生物遗体。暖流和寒流交汇处或有冷海水上泛的地方，饵料比较丰富。这些地方通常是渔场所在地（图3．16《世界主要渔业地区的分布》）。因此，尽管大陆架水域只占海洋总面积的7．5％，渔获量却占世界海洋总渔获量的90％以上。
世界主要渔业国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些温带国家鱼产品消费量高，市场需求大。中国和日本是世界海洋渔获量较多的国家。中国在充分利用近海渔场（图3．17《舟山渔场的沈家门渔港》）和浅海滩涂大力发展海洋捕捞和海水增养殖业的同时，远洋捕捞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日本可耕地有限，人口密度高，因此海洋水产品在食品结构中比重较大。
3. 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起步阶段是哪个时间段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暨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创建于1959 年，是国家海洋局直属的国家级业务中心，肩负我国海洋环境监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两个监测体系的业务组织与管理。
4. 论述海洋管理体制的演变规律
一方面，加强国内海洋治理能力建设，加大海洋管理体系改革力度，促进海洋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积极向世界海洋强国学习，补齐自己的短板。比如，加强开拓主动权、抢占话语权的意识；提升科研设计能力；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社会民间力量加入。
5. 海洋管理体制构成要素
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 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商务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以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为重点,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为目标。应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减少行政执法层级,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政府下移,着力提高基层政府执法能力,特别是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海洋管理的主体
2009年联合国将首个世界海洋日的主题确定为“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责任”并将其日期调整到6月8日。2017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Our oceans, our future）”
7. 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什么
一、导言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地回顾我国在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上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构筑和完善，不仅是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履行的义务，也是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必然要求，使国内法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更是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治的呼声和要求，以实现“依法治海”的目标，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法制保障。
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进程中，采用了转换的方式，即通过将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以立法的方式融入国内法，并成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构成中国海洋法律体系。
同时，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过程中，应以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为基础，尤其应符合代表现代海洋法体系的核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所规范的原则和制度。为此，下文首先在概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重要原则等内容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在海洋领域上的政策与制度；其次，指出在海洋具体实践尤其在立法中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我国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最后，分析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的作用，以及完善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内容
第一章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与发展历程
第二章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与法制上的成就
第三章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
第四章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与任务
第五章新中国在海洋战略性问题上的挑战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海洋治理的目标愿景
第七章中国维系与拓展海洋规则的机会
三、结束语
在新中国70周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依据国际海洋规则尤其是现代海洋法体系不断地充实国内海洋法制，并在海洋政策的指引下，依循其原则和精神，不断地完善国内海洋法制，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保障作用。但国际社会针对我国海洋法制中的制度和规范存在不同的态度和对立的实践，所以如何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我国的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换言之，我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国际性会议中阐释我们的海洋政策和立场，以求得理解和支持。同时，我国也应对国内海洋法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调整和完善，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呼声和要求，以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进程，为实现依法治海做出贡献。
不可否认，我国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以来，迄今已完善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四个转变”；基本路径是通过陆海统筹对内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对外为推进“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共享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利益，为提升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为实现上述目标和理想，包括实现依法治海目标，我国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地转换角色和定位，以在维系海洋秩序并完善海洋规则方面发挥作用，确保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海洋规则和制度方面的角色转换和定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第二，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第三，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第四，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第五，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第六，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换；第七，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当然，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的成功转型并非易事，需要我们长期地研究和不断的实践，尤其需要对海洋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并在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启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海洋规则和制度，实现海洋的功能性和规范性统一目标，为人类与海洋的和谐生存和利用提供保障。这是我们对待海洋事业发挥海洋作用的应有态度和责任。
四、后记
本书是作者主持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中的“建国70周年”研究课题《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回顾与展望》（2017BHB005）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针对海洋法的理论和海洋问题有关内容的部分成果的集成。
其内容首先以现代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为切入点，指出了狭义现代海洋法体系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重要原则、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同时，对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结构分析了新中国70年中在海洋法制上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海洋法制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形阶段和充实阶段），并指出了其在各个阶段的作为和成就。
其次，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上的成就，包括在制定综合海洋政策、在制定全国性海洋开发规划、在对外宣传海洋事业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时，阐述了新中国在海洋管理机构和改革方面的成就及任务，以强化综合海洋管理，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要义。重点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特别分析了和谐海洋理念、海洋强国战略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和效果。在该部分系统研究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包括发展过程、基本路径、核心指标、重要特征和目标定位），以及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任务、空间范围、基本内容、目标与愿景、保障措施和效果评价。
再次，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联系我国依据习惯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阐述了我国在国内海洋立法上的实践，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完善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应确立“海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制定海洋基本法；应重点研究国内海洋法中受到他国尤其是美国挑战的内容，如西沙的直线基线制度、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等；应补充完善和制定与海洋功能性事项有关的法规，例如，修改《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制定海洋科技法和海洋安全法等；应进一步完善海洋体制机制以提供保障，包括协调和清晰涉海管理机构的职权，如明确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职权，并用法律予以固化等。
为与上述问题相呼应，针对我国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挑战，重点选择和分析了与南海有关的问题，包括领海内军舰的无害通过制度、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岛屿与岩礁的法律要件、南海仲裁案对海洋法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在南海诸岛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动。
最后，指出了中国维系和拓展海洋规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维护海洋秩序，确保海洋安全，以及合理利用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同时，鉴于我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应在海洋规则的完善过程中实现角色和定位转换的目标，发挥中国的作用。这些角色和定位包括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化，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而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转换目标，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想指导海洋工作，包括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包括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在内的外交理念，以构筑新型国际关系，运用“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为实现依法治海和综合管理海洋目标，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应持续加深加大研究国际海洋规则的理论及各国的具体实践，以供参考，并为我所用和服务，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阶段性目标和终极性目标），并呈现人海和谐、人海合一之愿景，为人类造福。
此外，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感谢在课题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来自多方面和各阶层人士的指导及帮助，也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薛迎春编辑的热诚协作，使本书能够尽早保质出版面世。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筹海”（Ad Mare）论著。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资金资助，特此鸣谢！
五、作者简介
金永明，1966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现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特别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特聘研究员；国观智库资深研究员；东亚国际法论坛（中国）秘书长。
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海洋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等职。
在海洋法领域发表论文百余篇、时评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主持承担省部级以上海洋问题研究项目16项，3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8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
六、筹海简介
“筹海”源于1562年郑若曾撰、胡宗宪主持出版的《筹海图编》。“筹海”的英文“Ad Mare”来自拉丁语，意为“向海”、“至海”，也即“经略海洋”、“谋划海洋”之意。“筹海”系自发组织成立的学术平台。
“筹海”（Ad Mare）旨在从多视角、多领域对世界重要海洋国家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学术支撑和经验借鉴。
“筹海”分为“筹海论坛”、“筹海沙龙”、“筹海文集”、“筹海论著”、“筹海动态”和“筹海微信”平台，开展“六位一体”的海洋系统化研究。
“筹海”平台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和资助！诚邀各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加盟“筹海”，并提供各种学术支持，共同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8. 海洋管理体制的含义包括
不是法律专业，学习法律法规时，模糊知道了一点儿，谈下我个人的认识。
1.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中国的法律来源于大陆法系，为什么呢？因为新中国沿用了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制定民国法律的先驱们大都是海归派，留学的国家主要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深受其影响，归国后受政府邀请制定了大陆法系的国民政府法律体系；
2.其次，回答第一个问题：
以《合同法》为例，大陆法系订立合同时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方能生效。海洋法系与之不同，要约人发出要约即生效。其他不同我不了解。
3.最后，转载网上找到有关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区别的知识点，请辩证吸收：
(1)法的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源于法德等大陆国家，正式的法的渊源只是制定法，判例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具有正式意义上的渊源，法被理解为抽象规范；海洋法也称为普通法，源于英国，盛于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
(2)法典编纂的不同：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法典形式；海洋法系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
(3)在适用法律的技术方面不同：在大陆法系，法官审理案件，首先考虑制定法如何规定，然后按照有关规定和案情作出判决；海洋法系的法官则首先考虑以前类似的判例，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的案件事实比较后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4)法的分类不同：大陆法系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程序法，进入20世纪后又出现了社会法、经济法、劳动法等公私法两种成分的法；海洋法系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无公法和私法的之分，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全国适用的法律。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的申诉案件的判例形成的。
(5)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大陆法系一般采用审理方式，以法官为中心，奉行干涉主义；海洋法系采用对抗制，实行当事人主义，法官充当消极的、中立的角色。
基于以上：大陆法系采用的是列举制，明确规定什么能做或不能做。列举能做的，做了就没事，没列举的，就是法律的漏洞。要看制度修复程度了，依据法不既往，应该没事；列举不能做的，就不要做；做了就犯法，除非更改法律，没列举的，按照法无禁止则允许，一概不犯法。
所以，我们现行法律并不能与一些实行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律相比较。一些东西在中国很难实行的通。例如沉默权。英美法系对于犯罪实行的是判例对照，而我们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犯罪必须主客观条件构成。这从而强调了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反映其行为的主观思维。按照现行的法律，如果实行沉默权，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思维就无从反映，大部分犯罪也就无法构成。所以，要修改现行的刑诉法，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改变法律体系。
海洋法系其显著特征是使用民众随机陪审团，法律程序的维护是由法官完成。罪犯是否有罪是由民众组成的随机陪审团决定的。而大陆法系是由法官来同时完成维护程序正义和判断罪犯是否有罪。也就是说法官是按照法律来断案的。英美等国采用的是海洋法系。而中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
9. 海洋管理体系
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创建示范区：
(一)选址科学合理。所在海域原则上应是重要渔业水域，对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养护具有重要作用，具有区域特色和较强代表性；有明确的建设规划和发展目标；符合国家和地方海域管理、渔业发展规划和海洋牧场建设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和其他管控要求，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地、通航密集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不相冲突。
(二)自然条件适宜。所在海域具备相应的地质水文、生物资源以及周边环境等条件。海底地形坡度平缓或平坦，礁区或拟投礁区域历史最低潮水深一般为6—100米(河口等特殊海域经专家论证后水深可低于6米)，海底地质稳定，海底表面承载力满足人工鱼礁投放要求。具有水生生物集聚、栖息、生长和繁育的环境。海水水质符合二类以上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磷酸盐除外)，海底沉积物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三)功能定位明确。示范区应以修复和优化海洋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通过示范区建设，能够改善区域渔业资源衰退和海底荒漠化问题，使海域渔业生态环境与生产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能够吸纳或促进渔民就业，使渔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配套的捕捞生产、休闲渔业等相关产业，不影响海洋牧场主体功能。
(四)工作基础较好。黄渤海区示范区海域面积原则上不低于3平方公里，东海和南海区示范区海域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平方公里或已投放礁体总投影面积不低于3公顷，海域使用权属明确；黄渤海区已建成的人工鱼礁规模原则上不少于3万空方，东海和南海区已建成的人工鱼礁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5万空方，礁体位置明确，并绘有礁型和礁体平面布局示意图。具有专业科研院所(校)作为长期技术依托单位。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采捕作业方式科学合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显著。示范区应吸纳一定数量转产转业渔民参与海洋牧场管护，周边捕捞渔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五)管理规范有序。示范区建设主体清晰，有明确的管理维护单位，有专门规章制度，并建有完善档案。示范区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具备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有礁体检查、水质监测和示范区功效评估等动态监控技术管理体系，保证海洋牧场功能正常发挥；能够通过生态环境监测、渔获物统计调查、摄影摄像、渔船作业记录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价分析海洋牧场建设对渔业生产、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10. 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的特点不包括
2000年5月17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渔政指挥中心正式成立，农业部渔政局局长兼任中国渔政指挥中心主任，顺应新国际海洋管理制度建立和国内渔业统一执法工作需要，专门设立的国家级渔业执法指挥协调机构。指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由中国渔政指挥中心统一指导、三个海区渔政局和三个流域委员会组织协调，县级以上地方渔政管理机构具体实施的渔政执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11. 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的特点是
海洋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功能更加显著，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我们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和海洋事业发展，“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提升海洋科研能力、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是推动建设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