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洋生态建设
建设海洋强国，要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将创新发展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动力，把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和壮大新兴海洋产业作为我国蓝色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建设海洋强国，要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防治与修复并举，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蓝色疆土”。
2. 生态文明 海洋
海洋渔业概念股 据市场传闻，近期高层或将出台扶植远洋渔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提出将推动大洋性渔业有序发展，同时鼓励远洋渔船建造和发展捕捞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等配套产业，未来将加大对远洋渔业全产业链的政策扶持力度。
开创国际、中水渔业（两家远洋捕捞）
海洋产品养殖：东方海洋、壹桥苗业、獐子岛 海产品加工：天宝股份、国联水产 物流配送：中昌海运（沿海干散货运输）
3. 完善海洋生态环境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即《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是中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指南》规定，2014年，中国要完成“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尽管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总体而言，资源约束压力持续增大，环境污染仍在加重，生态系统退化依然严重，生态问题更加复杂，资源环境与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逆转。
已建各类保护区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布局不够合理，生态保护效率不高，生态环境缺乏整体性保护，且严格性不足，尚未形成保障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2011年，为强化生态保护，《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明确提出，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出现“生态红线”概念并提出划定任务。
2012年3月，环境保护部组织召开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和主要省份环保厅（局）管理者对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划定技术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并对全国生态红线划定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
2012年4~10月，生态红线技术组草拟了《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初步制定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方法，形成《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初稿）》。
2012年底，环境保护部召开生态红线划定试点启动会，确定内蒙古、江西为红线划定试点，随后，湖北和广西也被列为红线划定试点。
2013年技术组全面开展了试点省（自治区）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提出了试点省（自治区）生态红线划分方案，并进一步完善了《指南》。
在划定试点省（自治区）生态红线过程中，技术组分别于2013年5~8月陆续开展了内蒙古、江西、广西、湖北等省（自治区）生态红线区域实地调查，充分听取了地方政府各部门意见和建议，为《指南》的修改完善提供了有利的工作基础条件。
2014年1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成为中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2014年，中国要完成“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1]。
宗旨：国家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战略决策，旨在构建和强化国家生态安全格局，遏制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力促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划定生态红线实行永久保护，体现了中国科学规范生态保护空间管制并以强制性手段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政策导向和决心。
定位：《指南》定位就是为国家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提供技术支撑，其适用范围是国家层面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核心目标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指南》也为省级以下行政区的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参照《指南》，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开展地方级红线划定，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内涵：主要内容包括对生态功能红线的定义、类型及特征界定，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基本原则、技术流程、范围、方法和成果要求等。
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包括禁止开发区生态红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态红线。纳入的区域，禁止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从而有效保护中国珍稀、濒危并具代表性的动植物物种及生态系统，维护中国重要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
环境质量安全底线是保障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粮食、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质量需求的安全线，包括环境质量达标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红线和环境风险管理红线。
自然资源利用上线是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不应突破的最高限值。
目标：2014年，环保部将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任务。《指南》的发布标志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进入全国整体推进阶段。下一步，环保部将对《指南》开展全国范围的技术培训工作，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落实生态功能红线划定任务；建立适用于全国各地生态功能红线边界核定技术体系，使生态功能红线落地。
意义：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不断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举措。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助于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引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各类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对于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支持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内涵
海南省是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近年来，海南省立足于“生态立省”和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定位，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多规合一”、生态红线、海岸带管理、海洋环保公益组织建设等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对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给全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示范。
5. 如何打造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开展海洋环境容量研究 防止和控制沿海工业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防止和控制沿海城市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防止、减轻和控制沿海农业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流域污染防治和海域污染防治相结合 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 制定海上船舶溢油和有毒化学品泄漏应急计划，制定港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建立应急响应系统，防止、减少突发性污染事故发生。 防止、减轻和控制海上养殖污染。我国海水养殖主要位于水交换能力较差的浅海滩涂和内湾水域，养殖自身污染已引起局部水域环境恶化。 防止和控制海上石油平台产生石油类等污染物及生活垃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防止和控制海上倾废污染。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加强资源养护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建立海岸带综合管理试验区，加强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海岛生态环境，促进海岛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近岸海域赤潮的监测、监视和预警,努力减轻赤潮灾害
6. 如何打造海洋生态文明体系
基本思路是保护海洋的生物和海洋的生态环境
7. 海洋生态文明对策
外来物种入侵及其法律防治对策 随着国家、地区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密切，随着全球环境不稳定因素的不断增多，一切没有硝烟的生态战争——“外来物种入侵”正在全世界范围悄悄打响，其造成的生态灾难正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的生态安全。
被喻为“紫色恶魔”的凤眼莲（Bichhornia crassipes即中国人俗称的“水葫芦”）在全世界水域的肆虐繁殖即是外来物种入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1884年，原产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的风眼莲被送到了美国新奥尔良的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见其花朵艳丽无比，便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带回了各自的国家，殊不知繁殖能力极强的凤眼莲便从此成为各国大伤脑筋的头号有害植物。
在非洲，凤眼莲遍布尼罗河；在泰国，凤眼莲布满湄南河；而美国南部沿墨而哥湾内陆河流水道，也被密密层层的凤眼莲堵得水泄不通，不仅导致船只无法通行，还导致鱼虾绝迹，河水臭气熏天；而我国的云南滇池，也曾因为水葫芦疯狂蔓延而被专家指称患上了“生态癌症”。
此外，澳大利亚的“免灾”，地中海的“毒藻”，美国五大湖的“斑马贻贝”，夏威夷的“蛙声”以及入侵我国的“紫茎泽兰”、“大米草”、“松材线虫”，“加拿大一枝黄花”、“克氏螯虾”、“美国白蛾”等等外来物种入侵的事例举不胜举。
由于缺少自然天敌的制约，这些外来入侵者不仅破坏食物链，威胁其他生物的生存，而且还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的报告，外来物种入侵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1] 目前，外来物种入侵作为全球性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国际海事组织（IMO）等国际组织已制定了关于如何引进外来物种、如何预防、消除、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等各方面的指南等技术性文件。
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先后建立了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各种技术准则及指南，并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努力加强本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御能力及综合治理能力。
我国加入WTO后，外来物种入侵我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涉及国际贸易及其他交往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势必将日益突出，但遗憾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对外来物种的入侵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措施和生物控制技术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立法也十分有限，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抵御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则，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治理工作，已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正是以此为己任，力图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就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谈谈粗浅看法。 一、外来物种入侵与外来物种引进 外来物种引进是与外来物种入侵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任何生物物种，总是先形成于某一特定地点，随后通过迁移或引入，逐渐适应迁移地或引入地的自然生存环境并逐渐扩大其生存范围，这一过程即被称为外来物种的引进（简称引种）。
毋庸置疑，正确的行种会增加引种地区生物的多样性，也会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如美国于20世纪初从我国引种大豆，其种植面积从6000多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亿多亩，目前，美国已成为大豆的最大生产国、出口国。
就我国而言，早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我国历史便揭开了引进外来物种的一页，苜蓿、葡萄、蚕豆、胡萝卜、豌豆、石榴、核桃等物种便开始源源不断地沿着丝蚕之路被引进到了中原地区，而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芒果、槟榔、无花果、番木瓜、夹竹桃、油棕、桉树等物种也非我国原产，也是历经好几百年陆续被引入我国的重要物种。
相反，不适当的引种则会使得缺乏自然天敌的外来物种迅速繁殖，并抢夺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进而导致生态失衡及其他本地物种的减少和灭绝，严重危及一国的生态安全。此种意义上的物种引进即被称为“外来物种的入侵”。由此，这种对等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物种即被称为“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 我们不难看出，“入侵种”不同于“外来物种”，它特指的是有害的外来物种，如前面提到的“凤眼莲”“松材线虫”“大米草”等，其范畴小于“外来物种”；而“外来物种入侵”也不同于“外来物种引进”，它特指的是入侵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原生地传播到入侵地，并损害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甚至危及人类健康，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及生存灾难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某些在引进后相对一段时期内不具有危害性的物种有可能逐渐会转认为“入侵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来种引进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见性。这也使得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工作显得更加复杂、棘手。 二、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后果 外来有害生物侵入适宜生长的新区后，其种群会迅速繁殖，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新的“优势种”，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安全，具体而言，其导致的恶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外来物种入侵会严重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并加速物种的灭绝。 生物的多样性是包括所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种和它们的遗传信息和生物体与生存环境一起集合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系统。[2]虽然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所赋予的，但任何一个国家莫不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尽力维护本国生物的多样性。而外来物种入侵却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头号敌人，入侵种被引入异地后，由于其新生环境缺乏能制约其繁殖的自然天敌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后果便是迅速蔓延，大量扩张，形成优势种群，并与当地物种竞争有限的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直接导致当地物种的退化，甚至被灭绝。 第二，外来物种入侵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外来物种入侵，会对植物土壤的水分及其他营养成份，以及生物群落的结构稳定性及遗传多样性等方面造成影响，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如引自澳大利亚而入侵我国海南岛和 雷洲半岛许多林场的外来物种薇甘菊，由于这种植物能大量吸收土壤水分从而造成土壤极其干燥，对水土保持十分不利。此外，薇甘菊还能分泌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曾一度严重影响整个林场的生产与发展。 第三，外来物种入侵会因其可能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而对其他生物的生存甚至对人类健康构成直接威胁。 如起源于东亚的“荷兰榆树病”曾入侵欧洲，并于1910年和1970年两次引起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榆树死亡。又如40年前传入我国的豚草，其花粉导致的“枯草热”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每到花粉飘散的7—9月，体质过敏者便会发生哮喘，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甚至由于导致其它并发症的产生而死亡。 第四，外来物种入还会给受害各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想要彻底根治已入侵成功的外来物种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仅仅是用于控制其蔓延的治理费用就相当昂贵。在英国，为了控制12种最具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在1989—1992年，光除草剂就花费了3.44亿美元，而美国每年为控制“凤眼莲”的繁殖蔓延就要花掉300万美元，同样，我国每年因打捞水葫芦的费用就多达5—10亿元，由于水葫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接近100亿元。[3] 据美国、印度、南非向联合国提交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三个国家每年受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1500亿美元，1300亿美元和800多亿美元。[4]而据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报告，外来物种在非洲蔓延迅速，已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数十亿美元，且报告的起草人霍华德认为，目前所了解到的外来物种给非洲造成的破坏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对非洲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要比估计的大得多。[5] 三、外来物种入侵渠道分析 可以肯定的是，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来特种入侵渠道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唯有此才能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总体来看，外来物种入侵的渠道包括以下三种： （一）自然入侵 这种入侵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而是通过风媒、水体流动或由昆虫、鸟类的传带，使得植物种子或动物幼虫、卵或微生物发生自然迁移而造成生物危害所引起的外来物种的入侵。 如紫茎泽兰，微甘菊以及美洲斑潜蝇都是靠自然因素而入侵我国的。 （二）无意引进 这种引进方式虽然是人为引进的，但在主观上并没有引进的意图，而是伴随着进出口贸易，海轮或入境旅游在无意间被引入的。 如“松材成虫”就是我国贸易商在进口设备时随着木材制的包装箱带进来的。航行在世界海域的海轮，其数百万吨的压舱水的释放也成为水生生物无意引进的一种主要渠道。此外，入境旅客携带的果蔬肉类甚至旅客的鞋底，可能都会成为外来生物无意入侵的渠道。 （三）有意引进 应当说，这是外来生物入侵的最主要的渠道，世界各国出于发展农业、林业和渔业的需要，往往会有意识引进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如20世纪初，新西兰从我国引种猕猴桃，美国从我国引种大豆等。但由于缺乏全面综合的风险评估制度，世界各国在引进优良品种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有害生物，如大米草、水花生、福寿螺等。这些入侵种由于被改变了物种的生存环境和食物链，在缺乏天敌制约的情况下泛滥成灾。全世界大多数的有害生物都是通过这种渠道而被引入世界各国的。 四、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合作及他国的立法实践 外来物种入侵作为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家现象已逐渐成为导致牺牲多样性丧失、物种灭绝的重要原因。根据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提供的数据，目前全球濒临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共有10954种，全球鱼类的1/3，哺乳类的、鸟类的、爬行类的1/4，都已高度濒危，如果照此速度发展到2100年，地球上1/3到2/3的植物、动物以及其他有机体将消失，这些物种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和6500万年前恐龙的消亡差不多。[6] 如此严峻的形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意识到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外来物种的肆意入侵，而积极的国际合作才能更有效地解除外来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危胁。 1982年—1988年，众多科学家开始在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的组织下就外来物种入侵的本质开展讨论。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包括中国），这是有关生物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对于外来物种的入侵，《公约》第8条明确规定：“必须预防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公约》还要求每一缔约国应直接或要求其管辖下提供《公约》所规定生物体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将该缔约国在处理这种生物体方面有关使用和安全的任何现有资料以及有关该生物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任何现有资料，提供给将要引进这些生物的缔约国。 此外，与控制外来物种密切相关的两个国际规则：SPS协议（即《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以及TBT协议（即《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也都明确规定，在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为保护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可以设置一些技术壁垒，以阻止有害生物的入侵。 事实上，对于抵御海洋外来生物的入侵早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里已明确规定，各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新的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 总的来看，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目前已通过了40多项国际公约、协议和指南，且有许多协议正在制定中。虽然许多公约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约束力，虽然各国在检疫标准的制定上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和矛盾，但这些文件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正在更加积极致力于加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合作。 放眼世界各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立法举措值得借鉴。 作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早在90年代初期就展开了相应的立法工作。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非本地物种法》，旨在对美国航运实践进行研究以帮助掌握如何引进外来物种以及如何防止有害物种的引进。当1999年1月首届海洋生物入侵国际会议在美国马萨诸塞特理工学院如期举行后，总统克林顿签发总统命令，成立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入侵种理事会，该理事会必须与联邦、州、有关科学家、大学、航运业、环境机构和农场组织等不同单位共同合作，相互协助，开展工作，抵御外来入侵种。 澳大利亚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防治对农业、林业造成严重影响的220多种有害杂草；二是如何解除通过轮船压舱水携带的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基于此，1996年，澳大利亚首先从总体上制定了《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策略》，旨在通过制定各种环境影响评价计划以及建立防治有害外来物种的生物学和其他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小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 1997年《国家杂草策略》（1999年最新修订）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与保护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与资源管理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林业部共同发布。《国家杂草策略》主要规定了外来杂草管理的3个目标，并明确了政府、社区、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各自的义务、责任，最终提出相应的行动策略。此外，针对杂草的引进，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套杂草风险评价系统（WRA），通过问题和评分标准的制定，对将有意引进的外来植物进行风险评价。 为了防治海洋有害物种的入侵，澳大利亚检疫与检验局在1991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强制执行的有关压舱水的规范性文件——《压舱水指南》（1999年最新修订），要求对所有进入澳大利亚水域的船只必须服从强制的压舱水管理。此外，关于压舱水的排放、报告和检疫方面的问题在此文件中也行出了详细规定。 五、我国外来物种入侵法律防治对策 （一）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现状 我国地域辽阔，栖息地类型繁多，生态系统多样，大多数外来物种都很容易在我国找到适宜的生长繁殖地，这也使得我国较容易遭受外来物种的入侵。 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来物种的入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系统的调查研究，至今我国仍不能提供较为权威的反映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目录资料，虽然国家环保总局曾公布了首批16种“外来物入侵物种” [7]但实际入侵动植物的数量却远不止这些。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知的外来入侵物种至少包括300种入侵植物，40种入侵动物，11种入侵微生物。其中水葫芦、水花生、紫茎泽兰、大米草、薇甘菊等8种入侵植物给农林业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危害最严重的害虫则有14种，包括美国自蛾、松材线虫、马铃薯甲虫等。 这些外来入侵生物，目前已然成为我国农业、林业、牧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头号敌人。 一方面它给我国农业、林业、牧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估算，仅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种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多达500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它使得我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更加艰巨。据调查，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100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侵入了我国。与此相一致的是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有156个均在我国。因此，维护生物多样性，全力抵御外来物种的入侵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二）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剖析 目前来看，我国尚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的外来物种管理法规，更没有建立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评估机制、综合治理机制及跟踪监测机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立法分散，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与外来物种防治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环保法》、《海洋保护法》、《农业法》、《渔业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之中，不仅过于分散，不成体系，而且其规定过于原则，针对性和操作性均不强。 如《环保法》虽然涉及到了环境生物的保护，但却并未明确提出外来物入侵及其防治的问题。又如，经修订并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业法》在64条第一款中加入“从境外引进生物物种资源应当依法进行登记或审批，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但时至今日，我国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外来物种档案分类管理制度及定期调查的跟踪监测制度，如何进行“安全控制”？ 2、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机构，涉及的部门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部等。由于受各自职责所限，在外来物种入侵前的防范及入侵后的应对工作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本来可以被拒之门外的入侵种或可以在入侵初期被彻底根治的入侵种，却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最终肆意扩散和猖獗蔓延，而管理部门也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预防和扼制其生长繁殖的大好时机。 3、相关规定仍显单薄，多项法律制度仍需建立或进一步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外来物种防治的内容都仅仅集中在对病虫害及疫种的检疫上，对于风险评估制度、跟踪监测制度及综合治理制度都鲜有涉及；对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目标、程序、手段等也均未涉及。 （三）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完善 1、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1999年以前，美国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领导防治外来物种的入侵工作，但日益严重的入侵危机和坚决的反入侵的决心促成了美国入侵物种理事会的诞生，而此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则是与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各个部门、机构、单位进行积极协作，并对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 具体到我国，应成立包括检疫、环保、海洋、农业、林业、贸易、科研机构等各部门在内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此机构应从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出发，全面综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在外来物种引进之前，应由农业或林业或海洋管理部门会同科研机构进行引进风险评估，由环保部门作出环境评价，再由检疫部门进行严格的口岸把关，多方协调行动共同高效开展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 2、完善风险评估制度 要阻止外来物种的入侵，首要的工作就是防御，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制度就是力争在第一时间，第一地区将危害性较大的生物坚决拒之门外。 澳大利亚建立的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值得学习。该评价系统根据待引进物种的有关信息、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方式以及气候参数等情况，设计49个问题，通过问卷的方式回答每个问题，再对每一问题的回答给出得分，将所有问题的得分相加，根据最终的得分与标准值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引进该物种。一般包括三种结果： 一是允许该物种进口；二是不允许该物种进口；三是需要对这一植物进行更多的评价。 通过这样一种杂草风险评价系统可以表明生态系统受引进物种影响的可能性的大小，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危害生态系统的杂草被引进。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有意引进的外来物种仅仅是由检疫部门根据检疫目录进行病虫害及疫种的一般性检疫，如果外来物中本身没有病虫害，或本身不是疫虫、疫草，则一般却可以安全过关。因此，对于首次引进或短期内不能发现其危害性的有害生物，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导致一大批有害生物堂而皇之地被引进我国。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2000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2003年2月1日施行）设专章规定了“风险评估”制度，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采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结合的立法开展风险评估制度。此项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抵御外来物种入侵的一项重大的制度进步，但依笔者看来，仍存在两项不足： 第一，风险评估的主体仅限于检疫部门，缺乏与其他生产部门及科研机构的协调合作。毋庸质疑，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当建立在对该项物种的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能力，亲缘关系各方信息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而各部门各科研机构的合作是获取充分信息的重要途径。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风险评估主体的规定不尽合理，应扩大合作范围。 第二，缺少评估具体指标的规定，仅仅规定了一些评估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操作性不强。 笔者认为应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风险指数评估体系，即根据其遗传特性、繁殖和扩散能力及其生物学特征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设置不同的问题，根据回答问题的得分来量化其风险程度的大小，从而使风险评估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建立跟踪监测制度 某一外来生物品种被引进后，如果不继续跟踪监测，则一旦此种生物被事实证明为有害生物或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而逐渐转化为有害生物后，对一国来讲，就等与放弃了在其蔓延初期就将其彻底根除的机会，面临的很可能就是一场严重的生态灾害。 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首先应建立引进物种的档案分类制度，对其进入我国的时间、地点都作详细登记；其次应定期对其生长繁殖情况进行监测，掌握其生存发展动态，建立对外来物种的跟踪监测制度。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既不会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也无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 4、建立综合治理制度 对于已经入侵的有害物种，要通过综合治理制度，确保可持续的控制与管理技术体系的建立。外来有害物种一旦侵入，要彻底根治难度很大。因此，必须通过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发挥各种治理方法的优势，达到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最佳治理效果。 5、加强检疫工作力度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报告体系和信息共享体系 一方面，检疫部门应加强检疫，严厉打击走私动植物和逃避检疫事件；在外来入侵物种最易集中进入的地区，加强人员配合，加强检疫力量。 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和信息交流，建立起省、市、县级的多层次的外来物种疫情的报告和分析系统，并建立外来物种疫情的查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从而帮助农户或饲养户掌握病害情况，尽量减少风险。 结语 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物种的引进给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各国不断完善现行的法律应对机制，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工作必将会取得更大成效，尽管这一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外来物种每年给非洲造成数十亿美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4）：101 ② 蒋有绪.“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与入世后的对策”〔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10）：1 ③ 张润志、桑卫国、孙江华、薜大勇、康乐.“生物入侵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控制”〔J〕．前沿，56卷6期：12 ④ 陈赛.“外来物种入侵及其环境法律调控准则”〔J〕．新疆环境保护，2002，24（4）：32 ⑤“外来物种每年给非洲造成数十亿美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3，（4）：101 ⑥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4 ⑦ 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16种有害外来物种分别为：紫茎泽兰，薇甘菊、空心莲子草、豚草、毒麦、互花米草、飞机草、凤眼莲（水葫芦）、假高梁、蔗扁蛾、湿地松粉蚧、强大小蠹、美国白蛾、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牛蛙。
8. 海洋产业生态构建
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必须紧紧抓住海洋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实现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海洋产业合理布局、海洋生态和谐美好注入强劲动力。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海洋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规律，以海洋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不断提升资源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效率，促进人与海洋的长期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但随着海洋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海洋污染造成部分近岸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濒危珍稀海洋生物持续减少，海洋生态灾害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抓紧调整海洋经济结构，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形成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和有效保护海洋环境的发展方式，就成为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期盼的客观需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进一步美化生活环境有了新要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尽快扭转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努力构建和谐的人海关系，使海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蓝色家园。
9. 如何打造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邮轮旅游作为休闲度假高端旅游业态，是中国旅游业的新兴业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产业。近年来，中国邮轮经济蓬勃发展，短短10年间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客源市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新兴市场。2019年，中国邮轮市场规模呈波动性调整的态势，邮轮市场供给量有所降低，为我们推动功能建设、制度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同时，国产大型邮轮实质性启动，本土邮轮船队逐步组建，邮轮配套产业集群逐步形成，邮轮港口接待能级持续提升，邮轮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标志着中国邮轮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已进入关键之年。
一、对当前中国邮轮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邮轮旅游发展进入战略调整期。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在经历了10多年的高速迅猛发展后，进入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高品位发展”的战略调整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开港以来，3年登顶亚洲第一，5年问鼎全球前四，累计接靠邮轮2000多艘次、出入境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港口能级位居全球前列，市场规模全国绝对领先。2019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母港邮轮达到8艘，共223个艘次；另有8艘邮轮运营访问港航线，共14个艘次，邮轮接待量依然位居全国绝对领先地位。与此同时，2019年，虽然数量有所下降，但邮轮公司纷纷将最新最好的邮轮布局中国。皇家加勒比游轮超量子系列首艘邮轮“海洋光谱号”、歌诗达邮轮专为中国量身打造的首艘Vista级邮轮“威尼斯号”两艘全新邮轮尤为让人期待，前身为丽星邮轮“处女星号”之“探索梦号”于2019年3月起进行耗资3000万美元的翻新升级工程并加入星梦邮轮船队，4月11日在上海首航，这也体现出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充满信心。
市场调整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难得的窗口期，提升邮轮旅游运营能级和服务品质，推动邮轮港口周边配套完善，拓宽分销渠道，强化邮轮市场培育和规范发展，巩固领先优势，推动邮轮旅游高品质发展。
（二）邮轮经济政策进入红利释放期。目前，我国邮轮旅游已经实现了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转变，社会各界对邮轮经济发展战略意义的认识更加清晰，国家及上海在2018年密集出台邮轮经济扶持政策。2018年9月，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本市邮轮经济深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上海邮轮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在2035年建成亚太邮轮企业总部基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邮轮经济中心之一。上海宝山也出台了《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由财政安排不少于1亿元用于支持邮轮经济发展，在国际邮轮界引起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随着相关邮轮旅游产业政策的逐步落实，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必将推动中国邮轮旅游产业更好发展，要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中国邮轮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邮轮旅游向邮轮旅游产业链转型关键期。随着邮轮旅游市场逐步达到一定规模，相关产业要素需求逐步显现，具备向邮轮旅游产业链转型的基础。2018年11月，中船集团与嘉年华集团、芬坎蒂尼集团在首届进博会上正式签订2+4艘13.5万总吨Vista级大型邮轮建造合同，标志着我国首艘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及相关配套产业集群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产业规模将达到数百亿乃至千亿级。2019年3月12日，招商局工业集团极地探险邮轮1号船下水仪式暨3号船开工仪式在江苏海门基地举行，此次下水的1号邮轮是招商局工业集团极地探险邮轮系列项目的首制船，也是国内自主建造的首艘邮轮。在邮轮旅游企业集聚方面，上海宝山依然是最为集聚的区域，作为中船集团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邮轮产业的业务板块平台和总体责任单位的中船邮轮科技公司以及邮轮产业基金正式落户宝山。2018年宝山各类邮轮相关企业总数达137家，其中地中海邮轮被上海市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经初步形成邮轮经济集聚发展的态势。
二、推动中国邮轮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多母港邮轮旅游发展。多母港邮轮旅游将更好地发挥邮轮旅游外交的作用。当今，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游客不断展现中国风采，向世界持续传递中国声音，为世界带去中国微笑。旅游外交已成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台和中国对外交往合作的重要内容。多母港航线是以航线上的多个港口为母港，改变了目前以中国为母港、日韩为访问港、市场上过于依赖当地客源的发展模式，使东北亚各国成为母港和访问港的双重角色。游客可以在任何港口上下，同一邮轮客源来自多个国家，既促进了母港，又促进了客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旅游外交的发展。
多母港邮轮航线主要体现在同一邮轮航线上的港口互为母港、同一邮轮游客来源多元化、游客上下船的自由度显著提升、岸上旅游目的地更加丰富、同时促进出境游和入境游等典型特征。2018年12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了邮轮经济政策，与境外港口城市合作推动互为母港或多母港航线发展，吸引更多访问港客源。为更好推进多母港航线旅游发展，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韩国釜山港、日本福冈港等已建立了多母港合作框架协议，促进多母港邮轮航线合作。
建议：一是推动中日韩邮轮港口合作，建立多母港航线合作协议；二是促进多母港出入境政策协调，简化多母港邮轮旅客出入境检查流程，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协同共享；三是推进多母港邮轮产品创新，在特种邮轮的基础上，根据中日韩等国邮轮游客共同喜好，进行更多的设计，提高差异化水平；四是加强多母港邮轮旅游规划研究，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二）建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验收标准及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创建标准体系。2012年9月，经原国家旅游局批准，在上海市宝山区以吴淞口、虹口区以北外滩为中心，设立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开启“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先河。提出要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通过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的平台，在推进完善邮轮产业政策体系、提高母港建设和管理能力、提升邮轮产业及服务品质、培育本土邮轮服务力量、扩大邮轮经济产出水平等领域探索试验，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同邮轮旅游城市与企业积极配合，为全国邮轮旅游发展不断创造和累积经验。上海作为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实验区，在邮轮相关单位支持下，率先探索推行的144小时过境免签、15天入境免签政策实施，已经实现国际邮轮物资货柜转运常态化运营、推进“单一窗口”邮轮项目建设、提升邮轮口岸通关服务、优化邮轮经济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创新，并引领中国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建设，目前多项邮轮经济政策和模式已在天津、青岛、广州等地邮轮港口复制推行。
建议：一是建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验收认定系列标准体系。2012年建立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以来，全国已建立6个邮轮旅游实验区，时隔7年，可以对其发展成果进行验收认定。邮轮旅游实验区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对接国际邮轮经济发展惯例，强化邮轮经济政策研究，探索国际邮轮经济发展规律，加强邮轮经济政策创新，推动我国邮轮经济制度创新向纵深推进。并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新试点，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推动中国邮轮经济政策与体制创新。
二是建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创建标准体系。设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的邮轮港口城市，率先建立较为完善的邮轮旅游产业发展体系，对全国邮轮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为进一步提升中国邮轮旅游市场能级，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中国邮轮旅游业发展发挥改革引领作用，建议试点建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样板。
（三）建立邮轮港口及邮轮评级制度。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更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迈向高层次，邮轮旅游是人们出游旅行的重要选择。未来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前三的国际邮轮旅游产业中心，因此在“质”上，中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就是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邮轮旅游高品质生活。游客对邮轮旅游产业的感受和期许，包括港口体验、邮轮体验、目的地体验等方面，这也是中国推动邮轮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塑造邮轮旅游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建议：一是文化和旅游部从全国角度建立邮轮港游客服务质量星级评定标准，进一步推动邮轮港游客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邮轮港游客服务是当前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在使用的邮轮港口共15家，其中邮轮专用码头8家，游客在邮轮港口的体验和满意度是体现邮轮旅游高品质生活的关键节点，而当前并未建立邮轮港口游客服务的评级，使得游客对邮轮港口服务的总体认知和邮轮港对自身游客服务的认知和定位都不是十分清晰，邮轮港游客服务的发展方向不够清晰，因此需要从全国角度建立邮轮港游客服务评定标准，推动邮轮港游客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是建立母港邮轮服务质量评级标准。从邮轮体验来说，游客期待邮轮要“新”、要“大”，船上体验要“好”。在经历中国母港邮轮12年的发展之后，游客对邮轮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希望国际邮轮公司将世界上更大更新的邮轮投放中国市场，带来更加具有现代风格的邮轮体验。为了控制邮轮旅游产品的质量，维护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国际形象和品牌影响力，以及更好地保护游客的合法利益，需要制定邮轮评价标准，建立邮轮评价分级制度。当前中国邮轮市场价格体系较为混乱，游客对各个层次的邮轮缺乏深度的认知，通过构建系统的指标体系模型对在中国运营的母港邮轮进行分类评级，就如酒店业对酒店建立星级一样。游客可以更好地对邮轮产品进行选择，提升游客对不同等级邮轮产品的认知度，使得游客在选择高星级邮轮时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实现价格与价值的匹配。本文参考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