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各国海洋管理体制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优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实现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岸线格局，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保护、利用与整治修复，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自然岸线是指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海岸线，包括砂质岸线、淤泥质岸线、基岩岸线、生物岸线等原生岸线。
整治修复后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纳入自然岸线管控目标管理。
第三条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应遵循保护优先、节约利用、陆海统筹、科学整治、绿色共享、军民融合原则，严格保护自然岸线，整治修复受损岸线，拓展公众亲海空间，与近岸海域、沿海陆域环境管理相衔接，实现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军事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国家海洋局牵头负责全国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相关工作。
国家海洋局会同军委联合参谋部、国防动员部建立海岸线保护利用协调机制，统筹军事安全与开发利用，协调做好军事设施利用海岸线的保护工作。
沿海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监督管理，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建立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责任制，合理确定考核指标，将自然岸线保护纳入沿海地方人民政府政绩考核。
第五条 建立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到2020年，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不包括海岛岸线）。
第六条 国家海洋局制定海岸线调查统计规范，沿海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海岸线资源调查、自然岸线认定和保有率统计工作。
第七条 国家海洋局统一组织海岸线修测工作。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海岸线修测工作，修测成果经国家海洋局审查，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2. 世界各国海洋管理体制排名
2012年下半年，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成员单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军方等。
中国海洋管理体制一直因“九龙治水”的局面被外界诟病。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2)》披露，包括海军在内，我国中央层面的涉海管理部门有17个部委和机构。
比如，海洋领土纷争的谈判处理由外交部负责，海上救助打捞由交通运输部负责；农业部负责管理全国渔业，公安部负责近海海上治安，海关总署承担全国海上缉私任务。海军则承担中国海上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等任务。
而作为全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国家海洋局，仅仅是归属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局，为副部级机构。按照我国《立法法》，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无权制定和公布部门规章。
近几年，中国海洋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东海、南海海洋领土纷争频发。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标志着海洋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实现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质变，理顺海洋管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行政学院专家说，实际上，2012年下半年，中央海权办就已成立，这一高层次协调机构与中央办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中央海权办成员单位包括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和军方等，负责协调统筹海洋权益事宜。
不过，中央海权办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据《南方日报》报道，2012年12月1日农业部在广州举行中国渔业协会南海渔业分会揭牌仪式，中央海权办、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出席。
3. 海洋管理体系
海洋法系又称英美法系包括：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外，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加拿大（魁北克省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地区也属于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包括曾是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这一法系。
4. 世界海洋管理局
1991年由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组织发起建立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GOOS)，实现了以全球为基础对海洋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观测。
5. 海洋管理体制的演变规律
1.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起源于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正式法的起源只是成文法。法理学不被视为法律的形式渊源，但法律被理解为抽象的规范；海洋法，也称为普通法，起源于英国，兴盛于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都是法律的正式来源。
2.适用法律的技术层面不同：在民法体系中，法官审理案件时，首先考虑如何在制定法中规定，然后根据相关规定和案件情况作出判决；海商法体系的法官首先考虑以前的类似案件，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案件的事实进行比较，然后总结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3.法律的分类不同：民法体系的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公法主要指宪法、行政法、刑法和诉讼法。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社会法、经济法和劳动法两种公法和私法。海商法体系的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但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形成的全国性适用法律。公平是由法院上诉案件的判例法形成的。
6. 国际海洋制度
国际海峡（International Straits），一般是指经常用于国际航行构成国际航道的海峡。
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国际海峡，所有船舶和航空器、包括军舰以及运载核武器的船舶（一般不能断言其航行是无害的）都享有通过性航行权（right of transit passage）。这里所说的通过性航行，指仅以迅速而不间断的通过为目的的航行。这里所说的通过性航行权，是指海峡两岸的国家或地区有义务不得妨碍或者阻止通过性航行。可以说，在通过性航行制度成立之后，发达国家提出的关於国际海峡应具有与公海同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主张基本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台湾海峡的两端没有一端是领海，台湾岛的外侧也不能具备同样方便的可替代性航线，而且台湾海峡本身又正在用于（which are used for）国际航行，因此按照对中国有效的《海洋法公约》，在台湾海峡不能适用传统的无害通航制度，而只能适用新的通过性通航的制度.
根据《海洋法公约》定义，国际海峡是夹在公海与公海等之间的领海中，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通过时被赋予的“通过通行权”与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相比，活动的自由度更高。
7. 海洋管理的主体
地球表面被陆地分隔为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称为海洋。
洋，是海洋的中心部分，是海洋的主体。世界大洋的总面积，约占海洋面积的89%。大洋的水深，一般在3000米以上，最深处可达1万多米。大洋离陆地遥远，不受陆地的影响。它的水温和盐度的变化不大。每个大洋都有自己独特的洋流和潮汐系统。大洋的水色蔚蓝，透明度很大，水中的杂质很少。世界共有4个，即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
海，在洋的边缘，是大洋的附属部分。海的面积约占海洋的11%，海的水深比较浅，平均深度从几米到二三千米。海临近大陆，受大陆、河流、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海水的温度、盐度、颜色和透明度，都受陆地影响，有明显的变化。
8. 海洋管理体制构成要素
一、导言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地回顾我国在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上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构筑和完善，不仅是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履行的义务，也是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必然要求，使国内法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更是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治的呼声和要求，以实现“依法治海”的目标，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法制保障。
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进程中，采用了转换的方式，即通过将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以立法的方式融入国内法，并成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构成中国海洋法律体系。
同时，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过程中，应以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为基础，尤其应符合代表现代海洋法体系的核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所规范的原则和制度。为此，下文首先在概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重要原则等内容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在海洋领域上的政策与制度；其次，指出在海洋具体实践尤其在立法中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我国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最后，分析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的作用，以及完善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内容
第一章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与发展历程
第二章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与法制上的成就
第三章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
第四章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与任务
第五章新中国在海洋战略性问题上的挑战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海洋治理的目标愿景
第七章中国维系与拓展海洋规则的机会
三、结束语
在新中国70周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依据国际海洋规则尤其是现代海洋法体系不断地充实国内海洋法制，并在海洋政策的指引下，依循其原则和精神，不断地完善国内海洋法制，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保障作用。但国际社会针对我国海洋法制中的制度和规范存在不同的态度和对立的实践，所以如何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我国的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换言之，我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国际性会议中阐释我们的海洋政策和立场，以求得理解和支持。同时，我国也应对国内海洋法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调整和完善，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呼声和要求，以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进程，为实现依法治海做出贡献。
不可否认，我国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以来，迄今已完善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四个转变”；基本路径是通过陆海统筹对内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对外为推进“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共享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利益，为提升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为实现上述目标和理想，包括实现依法治海目标，我国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地转换角色和定位，以在维系海洋秩序并完善海洋规则方面发挥作用，确保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海洋规则和制度方面的角色转换和定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第二，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第三，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第四，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第五，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第六，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换；第七，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当然，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的成功转型并非易事，需要我们长期地研究和不断的实践，尤其需要对海洋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并在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启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海洋规则和制度，实现海洋的功能性和规范性统一目标，为人类与海洋的和谐生存和利用提供保障。这是我们对待海洋事业发挥海洋作用的应有态度和责任。
四、后记
本书是作者主持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中的“建国70周年”研究课题《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回顾与展望》（2017BHB005）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针对海洋法的理论和海洋问题有关内容的部分成果的集成。
其内容首先以现代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为切入点，指出了狭义现代海洋法体系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重要原则、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同时，对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结构分析了新中国70年中在海洋法制上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海洋法制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形阶段和充实阶段），并指出了其在各个阶段的作为和成就。
其次，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上的成就，包括在制定综合海洋政策、在制定全国性海洋开发规划、在对外宣传海洋事业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时，阐述了新中国在海洋管理机构和改革方面的成就及任务，以强化综合海洋管理，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要义。重点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特别分析了和谐海洋理念、海洋强国战略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和效果。在该部分系统研究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包括发展过程、基本路径、核心指标、重要特征和目标定位），以及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任务、空间范围、基本内容、目标与愿景、保障措施和效果评价。
再次，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联系我国依据习惯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阐述了我国在国内海洋立法上的实践，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完善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应确立“海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制定海洋基本法；应重点研究国内海洋法中受到他国尤其是美国挑战的内容，如西沙的直线基线制度、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等；应补充完善和制定与海洋功能性事项有关的法规，例如，修改《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制定海洋科技法和海洋安全法等；应进一步完善海洋体制机制以提供保障，包括协调和清晰涉海管理机构的职权，如明确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职权，并用法律予以固化等。
为与上述问题相呼应，针对我国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挑战，重点选择和分析了与南海有关的问题，包括领海内军舰的无害通过制度、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岛屿与岩礁的法律要件、南海仲裁案对海洋法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在南海诸岛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动。
最后，指出了中国维系和拓展海洋规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维护海洋秩序，确保海洋安全，以及合理利用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同时，鉴于我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应在海洋规则的完善过程中实现角色和定位转换的目标，发挥中国的作用。这些角色和定位包括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化，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而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转换目标，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想指导海洋工作，包括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包括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在内的外交理念，以构筑新型国际关系，运用“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为实现依法治海和综合管理海洋目标，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应持续加深加大研究国际海洋规则的理论及各国的具体实践，以供参考，并为我所用和服务，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阶段性目标和终极性目标），并呈现人海和谐、人海合一之愿景，为人类造福。
此外，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感谢在课题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来自多方面和各阶层人士的指导及帮助，也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薛迎春编辑的热诚协作，使本书能够尽早保质出版面世。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筹海”（Ad Mare）论著。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资金资助，特此鸣谢！
五、作者简介
金永明，1966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现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特别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特聘研究员；国观智库资深研究员；东亚国际法论坛（中国）秘书长。
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海洋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等职。
在海洋法领域发表论文百余篇、时评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主持承担省部级以上海洋问题研究项目16项，3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8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
六、筹海简介
“筹海”源于1562年郑若曾撰、胡宗宪主持出版的《筹海图编》。“筹海”的英文“Ad Mare”来自拉丁语，意为“向海”、“至海”，也即“经略海洋”、“谋划海洋”之意。“筹海”系自发组织成立的学术平台。
“筹海”（Ad Mare）旨在从多视角、多领域对世界重要海洋国家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学术支撑和经验借鉴。
“筹海”分为“筹海论坛”、“筹海沙龙”、“筹海文集”、“筹海论著”、“筹海动态”和“筹海微信”平台，开展“六位一体”的海洋系统化研究。
“筹海”平台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和资助！诚邀各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加盟“筹海”，并提供各种学术支持，共同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9. 我国海洋管理体制
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 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商务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以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为重点,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为目标。应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减少行政执法层级,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政府下移,着力提高基层政府执法能力,特别是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