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元朝的海运
元朝朝廷大规模地挖河造船，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在航行实践中，元代劳动人民在航途上树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我国东部海域的航运做出了贡献。
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元代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2. 元朝海运为南北贸易和物资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途径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
元代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所以元朝时期海运兴起加之大运河的没落，导致漕运主要是海河联运一体了。不能说元朝有大运河为何用漕运，只能说大运河在元朝因种种缘故它的作用下降了。
3. 元朝海运发达原因
元朝建都大都，京城的粮食需要量大，同时元朝初年还不断进行对外战争，也需要供应大量的军粮。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为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补助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便开辟了另一条漕运干线——海运。意义就是能将江浙地区的粮食直达大都，同时也为元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后备力量。
4. 元朝的海运和漕运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想过，黄河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如何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与运河交汇，还要通航，又要防灾，古人还是绝顶聪明的。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的漕运，由于黄河经常泛滥，高处水源缺乏和工程不够完善等原因，以致终元之时，海运仍占主要。明、清两朝重点治理京杭大运河的策略主要有：一是找准分水地点。 元代在济宁会源闸分水，由于元初至明初，黄河经常北决，泥沙向东北淤积。会源闸分水不当，在汶上老人白英建议下，实施南旺分水，遏汶水至此，六分北注，四分向南，成功地解决缺水，使漕运得以畅通。二是解决黄河和运河分离问题。因为淮阴至徐州间借黄行运风险 大，明清两代，对鲁桥至淮阴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直至1703年，差不多用一百二三十年时间，为避开300余公里黄河之险，终于开凿了大约同样长度的运河，使黄运分离。三是对江淮间的运河，以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湖漕分离，以避诸湖风浪。四是解决运河与黄河的交叉问题。因为黄高运低，为缩小黄运之间的水头差，而采取弯道，故有“三湾顶一坝 ”之说，今淮阴西南的一段运河，与黄河之间就变成“之”字形弯道。同时在淮安与马头镇之间不断开凿引河，以人力、畜力牵挽，漕船才能出闸过黄。?
不幸的是1855年黄河改道，由江苏云梯关入海变为山东利津入海，又一次改变了京杭运河的命运。为了打通山东段运河，就在黄河穿运处筑坝设闸，“借黄济运”。不久黄河又在郑州决口，泛滥于淮北大平原，山东黄河断流，无水可借，大运河漕运再次受到打击。虽然京杭运河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不能全线通航了，但其作为贯穿我国五大水系的惟一南北水运大动脉，对东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5. 元朝海运的出发地
自隋唐至宋，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元朝修会通河和通惠河以后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它就是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前身。
元代全国政治中心移到了北京以后，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1283～1293年，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
元朝的大运河中，最北的一段是元代新开凿的通惠河，由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支持开凿。
同时，元朝也开通了海运，粮食也逐渐的开始于河运转向海运
6. 元朝的海运和大运河首次将五大水系连接在了一起吗
自隋唐至宋，大运河是以大都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元朝修会通河和通惠河以后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它就是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前身。
元代全国政治中心移到了北京以后，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1283～1293年，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
元朝的大运河中，最北的一段是元代新开凿的通惠河，由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支持开凿。
7. 元朝的海运路线
元代江浙省交通最盛。
元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对京杭大运河有了进一步的修建和拓展---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公元十八年(1281)开济州河,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75公里；公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125公里；公元二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长25公里；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主要河段由原来的四条增加为七条，尤其是改善了北京地区的漕运状况（至今受益），应该说元朝的内河航运能力和价值要比隋朝上了一个台阶。
此外，元朝的海上交通较为发达。得益于前朝发达的造船技术和繁荣的商业贸易，再加上自身广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国力，元朝的海运水平一直不亚于唐宋，海上贸易极其昌盛并且拥有泉州这样的世界顶级的贸易港口（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鹿特丹）
8. 元朝海运的起点和终点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迟公元前1世纪，中原王朝已开始经海路进行对外交流。但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在国家事务中并不重要。宋代，由于北方长期战乱，朝廷开始注重商业，鼓励海外贸易，海上活动由此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元代是我国古代海上活动最为频繁、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元朝海船远至波斯湾和红海海岸，欧洲和非洲的旅行者也经由海路往返于东西方世界，海外贸易和海上对外交流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实行海禁政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多重因素推动海上丝路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之所以日益繁荣，源于多重因素。 第一，元朝在征服过程中增加了对海外世界的了解。蒙古民族征服欧亚大陆后，其边境很快到达海岸线，并进一步展开海外征服。忽必烈统治早期，就不断遣使招降海外诸国。畏兀人亦黑迷失曾五次奉命出海，前往印度、斯里兰卡、占城、苏门答腊等地招谕。杨庭璧四次前往印度西海岸的俱蓝国，一路招谕诸国，令其奉表入贡。在招降的同时，元朝军队东征日本，南攻安南、占城，至元末年又远征爪哇。在这些战争中，元朝对海外世界的了解大大增加。
第二，元朝在与南宋作战和海运粮食的过程中锻炼了航海和造船技术。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元朝建立了一支强大水师，前后造船共8000余艘。南宋灭亡后，元朝又接收了南方水军和船只，水军力量大大增强。元朝中央设立海运万户府，每年用海船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大都，海运变成常规的运输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航海的技术和经验。
第三，元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皇室对奢侈品和珍禽异兽的需求，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朝政府在各港口设置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此外，还出资设立“官本船”，依靠国家资本出海运营。这些船只除出海经商外，还肩负着寻找珍宝、药物以及运送使者的任务。在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的背景下，南海和印度洋的商人蜂拥而至，马可·波罗描述泉州港时说：“假如有一只载着胡椒的船去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到奉基督教诸国的港口，那么按照比例，必有一百艘船来到这座刺桐（即泉州）港。”
此外，蒙古统治范围的扩张增加了东西交流的需求。元朝一直与伊利汗国保持友好关系，互派使者。在元朝与中亚诸汗国交战期间，陆路安全无法保障，双方联络多经由海路，亦是海上交通道兴起的重要原因。
海上丝路往来趋于繁盛
从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中期，中国作为海上主导力量的趋势开始显现。宋代之前，尚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证明中国海船曾经进入印度洋。而到了元代，国家影响力首次延伸到波斯湾地区，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周边国家产生了密切联系。中国的海船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地区保持频繁往来，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定期往返的商旅贸易点，与伊朗南部的忽里模子港长期密切联络，也有了中国航船到达非洲东岸的记载。可见，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空前扩大。
经过长期海外贸易，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极为繁盛，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各种日用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根据《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人原本用树叶盛饭，以手抓取食用，大量中国货物进入后，当地人改用中国瓷盘或铜盘盛饭，地上铺着明州的草席，达官贵人出行仪仗中的伞盖用中国红绢制成。波斯史学家也多次提到，来自中国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纸、墨、孔雀、马具、毛毡、肉桂和大黄等，并强调丝绸和瓷器是中国最好的东西。
在海上活动空前频繁的背景下，元朝的造船技术快速发展。无数的海上旅行者为中国大帆船感到震惊，马可·波罗提到，元朝前期的中国海船每艘需要300名水手，船上能装载5000—6000筐胡椒，有单层甲板、60个舱房、4—6面帆。伊本·白图泰于元朝末期到达中国，他描述的中国海船每艘有600名水手和400名武士，有12面帆和4层甲板，船上有客房、套间、商号，每个套间包括客房和盥洗室。
由于海上交通便捷，大量商人、使者、传教士和旅行者通过海路出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欧洲旅行者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搭乘海船，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并分别留下了著名游记，记录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中国的汪大渊在青年时期两次出海，分别前往东洋和西洋海域进行游历贸易，留下了重要的海洋方志《岛夷志略》，记录了200多个国名和地名，其中不少是首次见于中国著录，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海路交通的发展也使得海外使者络绎而来，仅忽必烈统治时期，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入贡达110次。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代地图编纂也达到新的高峰。札马剌丁受命编纂元代地理总籍时，曾经全面搜集舆地资料，其中包括各种波斯文海图。这些海图被称为“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回回文即波斯语，剌那麻是波斯语“路书”的音译。这些资料都被编入元代《大一统志》，其中包括一幅完整的彩绘全图《天下地理总图》，从“日出处”即太平洋海滨到“日没处”即西域以西。明代的《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是基于元代地理总图修撰而成。
海上丝路构建交通网络
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五千年前，已经有人类跨海航行的活动痕迹。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海上不断有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航行往来，寻找新的货物、新的土地或一切未知之物。这些航行者的往来，沟通了海洋两岸的陆地，通过海洋进行的交流，尤其是长距离贸易，使海洋成为一个共同空间。
从元朝初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实行“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海外贸易政策。在这种政策鼓励之下，远距离贸易越来越频繁，各地区之间相互交换的不仅有商品，而且有知识、信仰、观念，国家之间的联系因之趋于密切。元朝使者杨庭璧带领使团到达印度东南部的马八儿国时，宰相马因的与不阿里二人热情接待他们，原因是“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不阿里的祖籍在阿拉伯半岛东岸阿曼的沿海城市哈剌合（Halhat），11—12世纪，阿曼地区陷入混乱，当地居民不断经海路迁移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其他地区，不阿里的祖辈迁徙到马八儿国。他的父亲与马八儿国王以兄弟相称，但父亲去世后，不阿里却受到国王猜忌。因此，他多次派遣使者和商船与元朝交好，最终逃离马八儿国，由海路前往元朝，并在中国任官，官至中书省右丞，忽必烈将一位高丽女子蔡氏赐予他为妻。 不阿里的经历是元代海上交通繁盛的侧影之一。 这种通过远距离贸易往来而建立起来的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概念。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中国、东南亚地区、印度次大陆、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 各个海域不再是单独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单元，而是结成了相互密切影响的交通网络，其范围在元代空前广泛。不仅如此，各地区之间通过海路相互交流的密度、强度和速度，使得以往相互隔绝的不同区域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频繁活动，东西方之间形成了一个海上交流网络。这个网络既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也包含多个部分及其之间的关系。海上交流网络的形成，源于各部分不断累积的相互影响，因此显得既有秩序又充满无序，统一与离散同时共存。这个海上交流网络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今天的程度。
9. 元朝的海运航线
最主要的是粮食
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元代开通海运，但是每年几百万石的漕粮、东南的贡赋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亿万件的消费品都要过长江渡淮河，经会通河北运，海外运来的商品过境之后也是经运河到燕京，会通河得名会通，就是因为“江淮之漕，浮汶泗经达临清，而商旅贸迁，游宦往来往暨闽粤、交广、邛 、川蜀，航海诸番贡 之入莫不由是而达”。
由明而清，每年400万石（1石约今天27市斤，400万石大约有5万4千多吨）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此外，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运抵京城，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专办御用官用的绸、缎、纱、罗、布匹。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运河北上，到北京修宫殿，建宗庙。
物产交流和经济交流极大丰富起来，明代北方棉花种植很普遍，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结果自然是棉花南运，布匹北运，太湖流域号称衣被天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
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邵伯镇以棉、夏、葛、标、黄草等布及米、豆、竹、木为主要货物，被称作“御长十里，客货云集，江北第一大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