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五条 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
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
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废弃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
第五十六条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废弃物的毒性、有毒物质含量和对海洋环境影响程度，制定海洋倾倒废弃物评价程序和标准。
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应当按照废弃物的类别和数量实行分级管理。
可以向海洋倾倒的废弃物名录，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拟定，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五十七条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科学、合理、经济、安全的原则选划海洋倾倒区，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临时性海洋倾倒区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选划海洋倾倒区和批准临时性海洋倾倒区之前，必须征求国家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五十八条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倾倒区的使用，组织倾倒区的环境监测。对经确认不宜继续使用的倾倒区，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封闭，终止在该倾倒区的一切倾倒活动，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五十九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按照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废弃物装载之后，批准部门应当予以核实。
第六十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倾倒废弃物的船舶必须向驶出港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书面报告。
第六十一条 禁止在海上焚烧废弃物。
禁止在海上处置放射性废弃物或者其他放射性物质。废弃物中的放射性物质的豁免浓度由国务院制定。
2. 海洋污染防治法的内容
答: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是调整人们在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的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是进行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依据。我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展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198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标志着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法制的轨道，它的出台对于促进沿海经济建设，推进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海洋污染防治法联合执法制度
具体来说，海巡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维护海洋领土和海权。通过加强对海洋领土和海权的巡逻执法，有效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2. 保障航行安全。海巡部门可以通过巡逻、监管和执法，保障渔船、商船等船只在海上航行过程中的安全。
3. 维护海上秩序。为了防止盗捞、贩毒、偷渡等违法行为，海巡可以加强巡逻和执法活动，维护海上秩序。
4. 助力海上事故救援。海上事故救援需要各种资源和技术支持，海巡可以为事故现场提供海上交通安全、资源协调等支持。
5. 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海洋环境和资源受到污染和破坏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有很大影响，海巡部门可以通过监管、巡逻等活动来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
总之，海巡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可以维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可以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维护国家海洋利益，有利于推动海洋事业的发展。
4. 海洋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制度
根据《海洋法公约》，海域的划分以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为起点。基线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水域，是沿海国内水一部分，基线向海一面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八个海域。 内水 内水是领海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海域。其中包括沿海国沿岸的港口、海湾和海峡。这一海域是沿海国主权管辖部分，外国船舶和飞机非经许可不得进入。 内水的法律地位： 1．一切外国船舶非经沿海国许可不得在其内水航行 2．外国商船如获许进入一国内水，可遵照该国法律和规章驶入该国指定的港口，遇难的船舶可以进入，但必须遵守沿海国的规章制度。 3．外国军用船舶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一定的手续，才得进入一国的内水。 4．沿海国对于进入其内水的外国船舶得行使属地管辖权，但通常仅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强制执行其法律，对于纯属船舶内部的事务，一般由船旗国管辖。 领海 领海是沿海国领海基线向海一面一定宽度的海域，沿海国有权自行决定这一海域的宽度，有权决定采用直线基线还是正常基线。沿海国对领海享有主权，但应允许外国船舶无害通过。沿海国有权对无害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但不应妨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并应将领海内对航行有危险的情况妥为公布。《海洋法公约》规定领海的宽度不应超过12海里。 毗连区 毗连区是沿海国在领海范围以外行使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行政管辖权力的海域。《领海与毗连区公约》规定毗连区的范围不应超过从基线算起12海里。《海洋法公约》规定不超过24海里。 专属区 专属经济区是自成一类的海域，其范围不超过200海里。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建造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及从事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力。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有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它们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必须遵守沿海国有关的法律和规章。目前，已宣布建立200海里管辖区域的国家有77个，其中55个建立了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这个海域 是在领海之外而邻接于领海，其范围是不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 沿海国在其的权利义务： 1．、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 中国与国际海洋法 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以对在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活动有主权权利。 2．沿海国对区内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促使有管辖权。 3．义务：防止、减少和控制在经济区内来自倾倒、船只或海底活动的污染，但其规章必须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规章和标准。 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义务： 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 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 大陆架 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从领海以外向海洋的全部自然延伸，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海国有在其大陆架上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这权利是专属性的，不以其有没有明文宣告为转移，任何国家未经沿海国同意不得在该沿海国的大陆架上从事开发资源的活动。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是从领海基线量起直到大陆边的外缘，若自然延伸不足200海里，可扩展到200海里；若超过200海里，则不应超过350海里，或不应超过2500公尺等深线以外100海里。相向或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以协议划定，求得公平解决。 大陆架：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即从领海底土到陆地底土以外的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大陆架的标准：一是如陆地领土向海底延伸部分不足200海里的，可扩展到200海里；二是如延伸部分超过200海里的，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超过连接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 沿海国在大陆架的权利： 1．开发自然资源 2．授权和管理一切目的在大陆架进行钻探活动的专属权利。 3．有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并对这些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有专属管辖权。 国际海峡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实践中是指连接两面公海或两面专属经济区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洋法公约》规定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所有国家的船舶和飞机可以通过和飞越，沿岸国不应妨碍和不应予以停止，但可为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通过中的外国船舶和飞机必须加以遵守，这制度称为“过境通行制”。但如果这海峡有穿过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连接领海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由岛屿构成而在岛屿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及水文特征同样方便的航道，则不适用过境通行制而运用无害通过制。 群岛水域 群岛水域是《海洋法公约》创设的新概念，是指群岛国以连接其最外缘岛屿的直线所包围的水域。群岛国的主权及于群岛水域的上空、海床和底土以及其中的资源。在整个群岛水域内，外国船舶有无害通过权。群岛国可在这水域内指定适当的海道和其上的空中航道给外国船舶和飞机通过，这称为“群岛海道通过权”。行使这种权力的外国船舶和飞机不得对群岛国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并应遵守有关的海上安全国际规章和航空规则。 公海 公海是海洋上除了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水域以外的全部海域。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得在公海上享有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捕鱼、科学研究等自由。在公海上的船舶仅受其船旗国管辖。各国在行使上述自由时不得侵犯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同样权利，有义务维护海底电缆及管道、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 公海：指不包括在一国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 公海的法律制度： 1．公海自由 2．航行制度： 航行权：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旗帜的船舶。 船舶的国籍：船旗国国籍 军舰在公海上的权力：登临权、紧追权、 3．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制度 海洋污染的六个来源： 1．陆地来源 2．来自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底活动 3．来自区域的活动 4．来自倾倒 5．来自船舶 6．来自大气层 区域 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 国际海洋法法庭研究 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向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得占为已有或主张权利。区域内的资源应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进行管理。区域对所有国家开放。《海洋法公约》规定区域的开发采用“平行开发制”。凡具有公约缔约国国籍或为缔约国国民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可根据公约规定的条件向管理局提出申请进行开发。国际海底区域的管理和开发制度体现了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 基线 领海基线 就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正常基线就是沿岸的低潮线，即海水退潮降到最低点的那条线。 直线基线：连接沿岸各个适当的点而形成的一条基线。 港口 沿岸具有天然条件和人工设备便于船舶停泊和装卸客货的港湾称为港口。 海湾 沿岸向陆地凹入的地方称为水曲。海湾是明显的水曲，但只有在该水曲面积等于或大于横越曲口所划的直线作为直径的半圆形面积时才能称为海湾 湾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常取决于湾品的宽度，有三种情况 1．湾口的宽度不超过两岸领海宽度的总和。 2．湾口宽度超过24海里的直线基线应划在湾内， 3．湾口宽度超过两岸领海宽度的总和的“历史性海湾”。 历史性海湾：指海湾的沿岸属一个国家，湾口宽度超过两岸领海的总和，但沿岸国根据历史权利而获得承认为其内水的海湾。包含三个要素 1．主张此历史权利的国家对该水域行使权利。 2．该权利应连续地在一个时间内行使并已成为惯例； 3．该权利之行使为各国所确认。 领海 国家主权扩展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并规定：沿海国的主权扩展于伪劣以上的空间及其海床、和底土。 1．领海是陆地和内水以外的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 2．沿海国的主权扩及于领海 3．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
5. 海洋污染防治法律
一、导言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地回顾我国在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上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构筑和完善，不仅是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履行的义务，也是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必然要求，使国内法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更是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治的呼声和要求，以实现“依法治海”的目标，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法制保障。
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进程中，采用了转换的方式，即通过将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以立法的方式融入国内法，并成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构成中国海洋法律体系。
同时，中国在将国际海洋规则融入国内法的过程中，应以国际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为基础，尤其应符合代表现代海洋法体系的核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所规范的原则和制度。为此，下文首先在概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重要原则等内容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在海洋领域上的政策与制度；其次，指出在海洋具体实践尤其在立法中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我国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最后，分析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的作用，以及完善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内容
第一章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与发展历程
第二章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与法制上的成就
第三章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
第四章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与任务
第五章新中国在海洋战略性问题上的挑战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海洋治理的目标愿景
第七章中国维系与拓展海洋规则的机会
三、结束语
在新中国70周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依据国际海洋规则尤其是现代海洋法体系不断地充实国内海洋法制，并在海洋政策的指引下，依循其原则和精神，不断地完善国内海洋法制，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保障作用。但国际社会针对我国海洋法制中的制度和规范存在不同的态度和对立的实践，所以如何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我国的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换言之，我国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国际性会议中阐释我们的海洋政策和立场，以求得理解和支持。同时，我国也应对国内海洋法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调整和完善，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合理呼声和要求，以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进程，为实现依法治海做出贡献。
不可否认，我国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以来，迄今已完善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四个转变”；基本路径是通过陆海统筹对内发展和壮大海洋经济、对外为推进“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构筑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共享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利益，为提升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为实现上述目标和理想，包括实现依法治海目标，我国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地转换角色和定位，以在维系海洋秩序并完善海洋规则方面发挥作用，确保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海洋规则和制度方面的角色转换和定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第二，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第三，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第四，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第五，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第六，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换；第七，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当然，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的成功转型并非易事，需要我们长期地研究和不断的实践，尤其需要对海洋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并在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启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海洋规则和制度，实现海洋的功能性和规范性统一目标，为人类与海洋的和谐生存和利用提供保障。这是我们对待海洋事业发挥海洋作用的应有态度和责任。
四、后记
本书是作者主持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中的“建国70周年”研究课题《新中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回顾与展望》（2017BHB005）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针对海洋法的理论和海洋问题有关内容的部分成果的集成。
其内容首先以现代国际海洋规则的成形为切入点，指出了狭义现代海洋法体系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重要原则、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同时，对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结构分析了新中国70年中在海洋法制上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海洋法制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形阶段和充实阶段），并指出了其在各个阶段的作为和成就。
其次，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政策上的成就，包括在制定综合海洋政策、在制定全国性海洋开发规划、在对外宣传海洋事业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时，阐述了新中国在海洋管理机构和改革方面的成就及任务，以强化综合海洋管理，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要义。重点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事业上的举措与效果，特别分析了和谐海洋理念、海洋强国战略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和效果。在该部分系统研究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包括发展过程、基本路径、核心指标、重要特征和目标定位），以及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任务、空间范围、基本内容、目标与愿景、保障措施和效果评价。
再次，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联系我国依据习惯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阐述了我国在国内海洋立法上的实践，分析了新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完善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应确立“海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制定海洋基本法；应重点研究国内海洋法中受到他国尤其是美国挑战的内容，如西沙的直线基线制度、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等；应补充完善和制定与海洋功能性事项有关的法规，例如，修改《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制定海洋科技法和海洋安全法等；应进一步完善海洋体制机制以提供保障，包括协调和清晰涉海管理机构的职权，如明确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职权，并用法律予以固化等。
为与上述问题相呼应，针对我国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挑战，重点选择和分析了与南海有关的问题，包括领海内军舰的无害通过制度、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岛屿与岩礁的法律要件、南海仲裁案对海洋法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在南海诸岛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动。
最后，指出了中国维系和拓展海洋规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维护海洋秩序，确保海洋安全，以及合理利用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同时，鉴于我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应在海洋规则的完善过程中实现角色和定位转换的目标，发挥中国的作用。这些角色和定位包括从海洋规则的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破坏者”到遵循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维护者到引导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模糊者到精确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实施者到监督者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特色者到普通者的转化，从海洋规则的承受者到供给者的转换。
而要实现这些角色和定位转换目标，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想指导海洋工作，包括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开放观、新治理观，以及包括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等在内的外交理念，以构筑新型国际关系，运用“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为实现依法治海和综合管理海洋目标，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应持续加深加大研究国际海洋规则的理论及各国的具体实践，以供参考，并为我所用和服务，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阶段性目标和终极性目标），并呈现人海和谐、人海合一之愿景，为人类造福。
此外，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感谢在课题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来自多方面和各阶层人士的指导及帮助，也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薛迎春编辑的热诚协作，使本书能够尽早保质出版面世。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筹海”（Ad Mare）论著。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资金资助，特此鸣谢！
五、作者简介
金永明，1966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现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特别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特聘研究员；国观智库资深研究员；东亚国际法论坛（中国）秘书长。
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海洋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等职。
在海洋法领域发表论文百余篇、时评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主持承担省部级以上海洋问题研究项目16项，3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8篇专报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
六、筹海简介
“筹海”源于1562年郑若曾撰、胡宗宪主持出版的《筹海图编》。“筹海”的英文“Ad Mare”来自拉丁语，意为“向海”、“至海”，也即“经略海洋”、“谋划海洋”之意。“筹海”系自发组织成立的学术平台。
“筹海”（Ad Mare）旨在从多视角、多领域对世界重要海洋国家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学术支撑和经验借鉴。
“筹海”分为“筹海论坛”、“筹海沙龙”、“筹海文集”、“筹海论著”、“筹海动态”和“筹海微信”平台，开展“六位一体”的海洋系统化研究。
“筹海”平台得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和资助！诚邀各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加盟“筹海”，并提供各种学术支持，共同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