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刚刚组建四个月的日本陆军第39师团踏上中国战场，被划归驻扎武汉地区的日寇第11军作战序列，这个来自广岛的警备师团下辖三个步兵联队，师团部驻于湖北当阳，代号“藤兵团”。与兵源地相同的日军绝对主力第5师团不同，这伙鬼子当中的绝大部分是由预备役士兵组成的生瓜，大队长以下军官毫无实战经验。

（周碞将军）

半年之后的1940年4月，该师团便被投入到第11军发起的“随枣会战” 之中，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和郭忏的江防军打成一团，首先在大竹山撞见的是了桂系主力第48军。解放战争中升任兵团司令官的区寿年此时担任第48军军长。

从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就跟日军交过手的区寿年战场经验极为丰富，指挥所部两个师严重杀伤了初上战场情绪紧张的日军第39师团，倒在马克沁重机枪之下的广岛死鬼有好几层，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无奈，增调第6师团池田支队前往帮忙，一顿操作猛如虎，总算突破了桂军防线。

忙活到5月17日，根据截获的中国军队电文，第39师团反转包围了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张自忠将军血战殉国。这个师团的大小鬼子们一时牛逼的不行，认为自己就此跨入主力师团行列，因此三天之后，便来了一波“神操作”。

1940年5月20日深夜，第39师团第233联队在樊城东北20公里处准备偷渡白河（汉水支流），进而威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联队长神崎哲次郎按惯例派出三名“斥侯”兵前往侦察水面情况，这三个毛手毛脚的家伙很快被对岸的江防军部队发现了，子弹嗖嗖打过来，有两个胆子比较小的立马卧倒隐蔽，于是在使用望远镜观察的过程中，三个鬼子出现了视觉差距：

站着的一个认为对面看见的陆地不是河对岸，而是河中间的一片沙洲；趴着的两个一致认为那就是对岸，三个人为此争吵不休。

最后向中队长进行汇报时，预备役出身的军官脑袋一转也懒得核实，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了结论，也就是以卧倒观察的两名斥侯的判断为准，同时上报联队本部。拿到“准确情报”的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立即做出战斗布署，自己亲率两个中队为先遣队渡河（临时搜集的船只和扎的木筏有限）夺取立足点，联队主力随之分批跟进，午夜时分，月黑风高，神崎大佐拎着战刀督促300多名鬼子秘密登船出发。

行动一切顺利，日军先遣队很快登上“对岸”并放船回返，同时打出一发信号弹通知主力部队“抢滩成功”！就在神崎命令部队展开散兵线准备发起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军曹怪叫起来：“不好，这里不是对岸，是沙洲”！原来，一马当先的这名军曹突然发现前面居然还是水，神崎哲次郎立知不妙，因为他更发现这个沙洲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300多人即将成为对岸中国军队的靶子。

信号弹腾空而起的时候，也等于提醒了守军对面鬼子要渡河了，这里驻守的江防军第75军的一个团，尽管他们对神崎登上沙洲就发信号的做法感到“神奇”，但已来不及细想，轻重机枪迫击炮一起向沙洲上招呼过去，射击方式非常简单，因为只需把子弹和炮弹倾泻到沙洲上即可，日本人无处躲也无处可逃，国军弹药还是比较充足的，打的甚是过瘾。

半小时以后沙洲上已无半个活物，360多名鬼子兵全部被打成了筛子，联队长神崎哲次郎中弹不下十二发当场毙命，到死也没弄明白这波操作哪里出了问题。一次性干掉两个中队的日军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接报后的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目瞪口呆，参谋长专田大佐气得大喊：“300多皇军死的太荒诞了”，只好把三个倒霉的斥侯送上了军事法庭。

其中那个判断正确的鬼子，也因为没有“及时纠正”而被判刑，送回日本坐牢。

这是抗战期间八年未遇的一次令人拍案称绝战斗，中国军队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用近乎实弹训练的方式，毙杀日军数百，为刚刚牺牲的张自忠将军报了一箭之仇（围攻第33集团军司令部的是第39师团231联队）。

第75军军长周碞（读岩）将军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该军是一支由浙江嵊县、新昌、金华等地子弟兵组成的部队，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所有重大战役，本次白河战斗后奉记大功，授华胄奖章，1941年3月晋升第26集团军总司令。

（第75军军长周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