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南造船厂重大事件

陈金海：1944年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9年参加工作,曾任求新造船厂厂长、江南造船厂厂长、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 江南造船厂重大事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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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南制造总局与江南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创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型工业企业。

4. 大揭秘江南造船厂

是国企，江南重工与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他们之间没有股份的。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属于中船集团的。江南重工是做船配件的，而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的二号线，是为了管理才新注册的。

要到年底才会正式造船的。从规模上看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比江南重工大多了。

5. 江南造船厂事故调查过程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

6. 江南造船厂建于哪一年

由晚清重臣李鸿章于186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立，当时李鸿章禀报朝廷，其奏可的名称是江南制造总局，但一直到清末，都是用江南制造局的名称，上海制造局为其别名。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江南造船前身是创建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20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江南造船厂，1998年改为公司制企业。2008年6月，因世博会建设和自身发展需要，江南造船从黄浦江畔整体搬迁到长兴岛。

7. 江南造船厂今天发生什么事

2014年3月28日，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建造的“雪燕01”号工作艇签字交船。该艇是“雪龙”号极地科考船的配套工作艇。 据了解，“雪燕01”号为双机、双桨、双舵，主船体为钢质，甲板室采用铝合金，主要用于训练、码头维护、救助、交通运输、日常交通以及周边环境和地质调查等作业。

该艇全长21米，型宽4.8米，型深2.8米，续航力为300海里，自持力5昼夜，航速为16节，航行于沿海航区。艇上配员8人，可乘员10人，配有会议室和沙龙区，各项设备设施功能和建造质量均达到设计和各项标准要求。

8. 江南造船厂重大事件是什么

江南造船厂是上海的。

江南造船厂原址为上海市高雄路2号，现址位于上海吴淞口黄浦江西岸逸仙路3901号（原东海船厂地块）。

9. 江南造船厂火灾

颐和园，中国清朝时期皇家园林，前身为清漪园，坐落在北京西郊，距城区十五公里，占地约二百九十公顷，与圆明园毗邻。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也是国家重点旅游景点。

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以前，在北京西郊一带，建起了四座大型皇家园林。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孝圣皇后动用448万两白银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形成了从现清华园到香山长达二十公里的皇家园林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建，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珍宝被劫掠一空。清朝灭亡后，颐和园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又遭破坏。

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同时公布的承德避暑山庄、拙政园、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江南造船厂重大事件视频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