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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口打捞沉船

捕蟹方式 　　1、蟹簖捕蟹 　　蟹簖是一种用竹子编成的结构简单的拦阻式栅箔类捕蟹工具。它的结构是利用细竹杆或粗芦苇编成箔子，在有水流的河港、湖汊的有利地段，按事先计划的阵式打桩设簖。簖的下端插入水底，上端超出水面，整条簖呈有规则的弯曲，在簖的上端悬挂一些呈鼓形的蟹篓，篓的底部有一个河蟹的进口及漏斗形的倒须，上部有盖，中间为河蟹的集中处。河蟹通过水道下迁入海时，就被横在水面的蟹簖所拦截，受阻后沿簖上爬或钻入蟹篓，捕捞时，用捞海将簖上或蟹篓内的蟹捉起来。 　　 　　2、蟹拖网捕蟹 　　蟹拖网是无翼单囊的拖网渔具，由矩形网衣腰折的网兜和一个浅囊网构成。蟹拖网由单船带动，在船的一侧，于首尾各伸出一根撑网竹，系缚8～12 个邱网。作业区应选在深水漕的急流水面，放网时先拨拖落帆，划向江漕处，使船横向右舷受流，将网放入水中，顺流曳行。这时河蟹即由网口抢入网内，进网后，一部分河蟹沿网背向前爬行，遇拦网所阻，折而进入侧网内。另一部分则留在网兜内，每隔1小时，起网1次，转移它处，同时可自网兜和网囊内倒出河蟹。 　　蟹拖网是长江捕蟹的一种主要方法，有些湖泊里也用这种渔具。从安徽的安庆至上海的长江口段，如崇明、横沙一带沿海，上海的黄浦江、淀山湖，江苏的洪泽湖、高宝湖等地，都普遍采用这种捕捞方法。它具有网具小，便于操作，可以充分利用水流动力等特点，是一种有效的捕捉天然河蟹的工具。但是作业区内，不能有沉船、礁石和流沙，如果碰上将会毁坏拖网。

2. 长江口打捞沉船事件

历经7年水下考古调查勘探，一艘沉睡已久的清代古船终于与世人重新见面。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11月21日凌晨0时40分，长江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新的历史性突破，22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长48米、宽19米、高9米、重约8800吨的沉箱装载着古船，经过近4个多小时水下持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部月池缓缓露出水面，古船桅杆清晰可见。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几天后，长江口二号古船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开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填补了我国清代晚期大型木帆船研究空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3. 长江口沉船事件

江亚轮惨案

1948年发生在上海长江口的“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件，罹难人数达3000余人

4. 长江口沉船3人失踪

二战结束后紫石英号被编入英国远东舰队，驻扎香港。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前夕，毛泽东通知所有在长江驻扎的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全部撤离中国，大部分战舰照办撤离，紫石英号奉命开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准备开战时在此接走英国使馆人员和侨民。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在次日发动渡江战役，而此时紫石英号未经许可且不听警告许可闯入解放军防区，解放军前沿炮兵和紫石英号在都未接到开火命令的情况下相互炮击，紫石英号重伤搁浅，舰长斯金勒阵亡。

20日下午至21日，解放军炮兵又将先后前来增援的英海军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等舰击退。此后，双方就事件责任及紫石英号被扣的问题展开接触和谈判，但一直未有结果。

7月30日，紫石英号趁夜以路过的客轮为掩护出逃，并与解放军炮兵再度交火。

31日，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有关谈判随之终止。事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200多人，英国海军死45人、失踪1人、伤93人，紫石英号在出逃途中还造成平民的重大伤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英国等列强对中国“炮舰外交”的结束。

5. 长江口 沉船

事故经过

2018年1月6日20时许，巴拿马籍油船“SANCHI”轮与香港籍散货船“CF CRYSTAL”轮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油船“SANCHI”轮全船失火，船舶右倾；散货船“CF CRYSTAL”轮有破损，不危及船舶安全 。

2018年1月8日上午10时30分，中方搜救船只在事故现场打捞起一具遗体，身份还在确认之中。

到11日6时，油轮距事发位置向东南方向漂移了约188公里，距长江口外约445公里。如果失事油轮持续保持漂浮状态，未来三天将继续向东南偏南方向移动，并且随着海况逐渐转好，12日起移动速度将减慢。

1月13日7时，上海打捞局“深潜号”专业救助打捞船逐步向“桑吉”轮船尾靠近。8时37分，通过吊臂将佩戴空气呼吸器的4名救助人员吊送至“桑吉”轮船艉甲板，随即展开搜寻。8时40分，救助人员在“桑吉”轮救生艇甲板发现两具遇难船员遗体。随后，救助人员进入船舶驾驶台，未发现其他遇险船员。救助人员取下“桑吉”轮的黑匣子后，试图进入一层生活室，经随身携带设备检测，生活室内温度高达89摄氏度，救助人员无法进入。

1月14日12时左右，“桑吉”轮突然发生爆燃，船头疑似塌陷，船舶向右倾斜25゜左右，全船剧烈燃烧，火焰达到800至1000米左右，13时45分左右，“桑吉”轮全部被浓烟笼罩，看不清船形，随后被确认已经沉没。

6. 长江口打捞沉船视频

长江口以南的河口海域来。

近日，有广州网友

　　在流溪河白云段拍摄到一头疑似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画面中的海豚在流溪河白云段河道里

不时跃出水面露出白色的身体和背鳍。

　　9月8日曾与团队赶到流溪河针对该头中华白海豚进行科研考察

　　它身体状况可能已经不是很好了。误入内河的海豚特征一般比较明显，一是年龄比较大，二是都是单独的个体。从体色和体型来判断，流溪河里的这头中华白海豚全身是白色的，年龄应该是在成年到老年之间。

7. 长江口沉船事故

第一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在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带去很多佛经和医书到日本。他主持重要佛教仪式，系统讲授佛经，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鉴真死后，其弟子为他制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为“国宝”。

8. 中国沉船打捞

理论上来讲这笔财产是国家的。沉船，包括残骸和船上财产，其所有权应当归沉船所有人（此处为国家）所有。即使是在公海上，您的打捞行为也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无因管理行为，打捞上来的财产应当收归国有，国家同时应当补偿您基本的打捞费用。如果是文物的话，有关管理机关还应有一定的奖励。

9. 长江口打捞沉船事故

无价的 谢谢

北京人头盖骨

【名称】：北京人头盖骨

【拉丁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

【概述】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属旧石器时代。

【发现过程】

1929年12月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后来又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200多块骨化石,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周口店开掘化石工作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一个创举，当时在中国无成法可遵。

后来龙骨山上陆续发现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属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约早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据说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这样，所谓“龙骨”的谜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

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二战期间，周口店猿人洞先后出土的全部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神秘失踪，再度震惊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丢失】

“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头盖骨”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术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李树喜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德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至今66年……

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一共有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3个；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北京人的残下颌骨13件；北京人的上锁骨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山顶洞人肩胛骨3件；山顶洞人膝盖骨3件，还有硕猴头骨化石2件；硕猴下颌骨化石5件；硕猴残上颌骨化石3件；硕猴头骨化石残片1小盒；山顶洞人下颌骨4件，还有大量其他珍贵化石。

【寻找】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但至今没有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多年来，寻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学者呼吁的层面。1998年，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化石。1999年，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但由于牵涉到日本、韩国等国外政府和相关人士，所以单纯靠民间的努力，很难取得进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至此，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诞生了。

房山区政府介绍，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和区政府代区长祁红将分别担任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政委和主任，委员会的专家顾问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周国兴等。而此项工作将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职责是：制定寻找计划，上报批准后，外出调查；实地线索追踪后，进行资料整理，及时上报；针对有价值的重要线索，经上报批准后，进行深入挖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对国内线索进行搜寻。

【北京人头盖骨的意义】

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 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北京人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ji yu计余）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这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五十年代以来，人们继续寻找着；令人气愤的是，至今仍无结果。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骨化石理当回到他们的后代手里。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